5月27日，“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

　　围绕全球宏观经济转变的主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张涛、奥纬咨询全球顶级顾问（德国央行前执委会成员）安德里亚·多姆布雷特、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名誉教授鲁里埃尔·罗比尼展开了讨论。

　　王一鸣表示，“通胀、债务、利率相互交织，这是未来几个基本的变量。而债务的危险会持续攀升，假如不能有效应对，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

　　债务、通货膨胀与低增长

　　疫情过后，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在王一鸣看来，变化表现为更低的增长、较高的通胀、较高的利率、更高的债务。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还是一个更低的增长，潜在增长率也在下降，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疫情前人们担忧长期经济的滞胀，实际上现在需求端遇到的冲击可能会造成长期的滞胀。“疫情前我们担忧的是货币政策的执行，包含量化宽松、零利率、负利率，而目前我们担忧的是货币政策正常化，量化紧缩持续更长期的高通胀，以前利率是零或是负，大伙都不愿意储蓄而是更多用来投资。”鲁里埃尔·罗比尼表示。

　　王一鸣认为，过去超量的量化宽松政策没有拉动通胀重要的起因是，全球化尤其是金融的全球化吸收了巨大的货币供应量。而现在，全球化在碎片化，通胀背后机理是这个因素在制约。这种变化对未来造成的最大挑战是更加高的债务，疫情后全球债务总额接近GDP的250%，主要经济体的债务规模迅速扩张。

　　“世界的债务水平越来越高，不仅是发达国家还包含发展中国家，整个世界都如此。”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张涛表示，这种高债务包含总债务、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和主权债务都处在历史高位，现在可能更加明显的是在高通胀时期。人们还在讨论如今的通胀是否会持续更长时间保持在较高位置，但其实通胀和利率都相当高，在这样的环境下，债务可连续性会成为问题。在鲁里埃尔·罗比尼看来，如今的世界面临的是空前绝后的不确定性。从金融货币的视角来看有许多的危险，在社会政治、地缘政治、人口、技术、环境等等方面也面临不确定性，经济和非经济风险和以往相比大不相同。

　　“未来靠增长。”黄海洲表示，增长才是重点，增长一方面靠科技革命，还有许多国家需要做制度性的改革。在国际层面上，我们还是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IMF可以施展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问题最好的解释是靠增长，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

　　科技影响全球经济

　　科技能改变这种局面么？王一鸣认为，老龄化、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力资本投资下降，对经济的贡献明显下降。疫情后形成的缺口也制约了资本的扩张，再加上利率的提高。未来更多的是要看全要素生产率能不能提高。

　　在他看来， 人工智能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有滞后。更关键的是 人工智能 对效率的影响能否对冲逆全球化造成的供应链碎片化、对冲地缘政治负面因素，这些都是未来不明确的。

　　张涛也持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将来的生产力会得到极大提升，也会造成很多不确定性和成本。说起来很容易，机会和成本总是相伴相随。从金融的视角来看，机会很大。例如说，客户的效率会提高，而且金融服务的触及面也是空前绝后的宽广。但此时还会面对 网络安全 问题，还有更加复杂的欺诈和其它行为等。

　　“大量科技的采用，未来可能会使得整个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承压。”张涛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央银行的官员来讲，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尤其是货币数字化，作为公众财政的“守门员”或“保护者”，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来跟上形势和趋势。例如说，要研究央行 数字货币 、私营部门货币的数字化、各种新的金融服务、开放的金融服务...。这些业务都是没有既定规则的，所以科技会造成更多的挑战。区别于传统宏观经济挑战，央行务必要保持灵活性和谨慎性。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誉院长迈克尔·斯宾塞对于技术的发展持有积极态度。他说，“目前增长面临许多问题，有一些政策并没有施展其当时设计的作用。 数字经济 和一些能源转型的技术在持续发展，还有生命科学也在不停进步，这也是一些好消息。在过去这十年的末期，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顶尖的技术去扭转生产力增长不足的问题，”

　　迈克尔·斯宾塞指出，科技界给我们提供非常强大的工具，这些工具我们时常是开源的，而且成本在逐渐下降。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拿起这些工具去使用，让它给我们造成有益的增长，加快更加可持续的增长等。目前科技上的推翻和数字技术的生成式AI的改进，有非常清晰的特征，好比可以直接跟它对话，不用对它进行任何技术上的培训，这是历史上第壹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