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辰

　　诸如“消失的课间10分钟”“茅厕社交”“能不能玩萝卜刀”等近期有关同学的热点话题，背后是学校承担着越来越重的安全责任——众多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反映：学校往往承担着“无限责任”，大伙都“生怕孩子在学校失事，一失事就是学校的问题”，于是学校越来越“怯懦”。

　　依据有关规定，发生学生安全事件时，校方是否担责，关键看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而现实中，当前存在的学校问责泛化或从重现象不容忽视。压力主要源自两方面：由于责任分担机制不明晰，除了在校内发生的、直接与学校相关的事故，遇到与学校无关的事，个别家长也将责任归咎于学校，要求学校赔偿；随着校园安全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个学校出现安全事件，所有学校都要“吃药”，很多地方将安全管理压力层层传导到学校，甚至催生出“安全形式主义”苗头，如要求寒暑假期间照常进行安全检查。

　　当“安全担子”越来越重，“无限责任”成为学校之困、教师之困，又何尝不是同学的担子？除了一点学校出现的“课间圈养”现象，近几年部分学校体育课课时减少，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被取消，同学的活动时间一再被压缩，不是学校不懂教育，而是教育规律在与“无限责任”的博弈中落了下风。忽视“无限责任”的无奈现状一味指责学校是不公平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回到校园安全责任分担机制这个“根”上。

　　从各地探索来看，购买校方责任保险、健全风险分担机制、配备法律顾问、把部分矛盾纠纷交给专业人士处理等，对避免“一失事就是学校的问题”有一定作用。同时也要看到，这些举措难以全面推广，尤其农村寄宿学校“无限责任”困境更为突出，而具备买保险、请法律顾问条件的却屈指可数。最基本的措施是完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明确各方具体职责，避免学校无限“托底”。

　　破解学校“无限责任”之困，判例可以施展更大作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有一起校园安全责任纠纷“小案”：淘气学生“抽凳子”，造成女同学坐空摔伤，家长起诉学校，校方已尽到必要教育管理责任和救助义务，法院判定学校不担责。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借此说明，“对学校依规组织体育活动等不施以苛责，有益于增进孩子健康成长”“孩子虽在校，家长也有责，校园安全须共同守护”，亮明了司法态度。不久前，一学生在校园里被同学划伤，因学校及时送受伤学生就医被裁定“无责”等案例，也在用行动强调学校其实不是“无限责任主体”。司法部门可就校园侵权责任案件公示一系列指导性判例，进一步厘清安全责任界限，避免一些学校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主动“花钱买平安”，或被动“背锅”，也让更多学生从各种“圈养”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