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代以来，全球温度已经上升了2.8，如果根据该趋势发展下去，地球将会处于一个危险境地。

　　与其它领域的绿色话题不同，气候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更需要放在世界范围内去讨论、去推动、去解决。

　　同时，也正因为气候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所以往往牵涉到各国的成本付出与利益划分，成为阻碍全球合作的现实问题。

　　那么，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如何加强国家之间的组织协调？在IFF国际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期间，第壹财经就该问题专访了美国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戴青丽（Deborah Lehr）。

　　戴青丽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之间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她认为，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中，中美两大经济体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中美气候合作应该抛开商业分歧

　　第贰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将于11月在迪拜举行。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作为三大经济体的中国、美国和欧盟被寄予了极大的期待。

　　最近，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应显也表明了中方立场：期待同各方共同合作，确保COP28延续并深化“共同落实”的主题，以第壹次全球盘点为契机，发出聚焦行动、加强合作的积极信号。

　　由于疫情等原因，中美两国在气候合作上一度中断。戴青丽表示：“我特别高兴地看到，如今两国的对话与合作已经重启。”

　　戴青丽认为，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中，两大经济体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期待能够在COP28期间达成一致协议，共同推动气候目标的实现。

　　此前，在9月份的G20峰会期间，中美两国也在努力增进绿色标准及相关自愿原则的达成，这为COP28气候谈判奠基了重要契机。

　　中国也在持续朝着“双碳”目标前行。戴青丽说，中国相关高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令人兴奋，好比 新能源 电池、 新能源 电车等。

　　但她同时表示，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也存在着很多挑战，好比中国光伏产品销售到海外市场受到美国、欧洲等的阻力。

　　不管咋样，戴青丽认为，两国的气候合作应该抛开商业方面的分歧。

　　IFF联合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在会议期间表示，在气候合作、减少碳排放等方面，需要在法规和激励机制方面进行全球协调，其中，中美之间的组织协调极为重要，应该减少不信任来加强协调。

　　发展中国家急需资金应对气候变化

　　要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需要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客观情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切实需求。

　　有气候专家估计，到2030年，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筹集约2.4万亿美元，以实现共同的气候和发展目标。

　　“的确，发展中国家急需资金应对气候变化，在大多数情境下，这些发展中国家其实不是碳排放的制造者，但它们却要经受碳排放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更多资金，在更大范围去应对这个挑战，同时，也希望在COP28上，能够建立相关的平台支持发展中国家。”戴青丽说。

　　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IFF理事洛朗·法比尤斯在出席28日举行的IFF20周年全球年会时也表示，我们务必兑现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的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还务必加速保障发展中国家获得金融支持和绿色技术。

　　部分非官方机构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2021年，格拉斯哥净零排放金融联盟（GFANZ）成立，其致力于推动全球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承诺。

　　根据最近发布的报告，GFANZ目前有超过5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50家金融机构成员，其中有超过365家在EMEA地区（包含欧洲、中东和非洲三个地区）、有超过120家在美洲地区，还有超过65家在亚太地区。

　　通过金融力量撬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除了气候合作外，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全球关注的议题。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

　　“我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先锋。”戴青丽说，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饰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2021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在云南昆明举办，并通过了《昆明宣言》。

　　“我注意到，中国在湿地公园建设与保护、水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另外，我也建议，未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需要覆盖更广范畴的项目，以 农业种植 方面的保护为例，在错误的地方种植错误的作物也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一种破坏。”她说。

　　不过，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全球同样面临着资金缺口的问题，目前，全球每年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钱财需求在8000亿到1.1万亿美元之间。保尔森基金会发布的《为自然融资：填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钱财缺口》报告估计，未来十年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钱财缺口每年约7000亿美元。

　　这就需要金融力量的支持，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金融成为业内关注的热点。不过，相比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认知，各国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认知还停留在较低水平，市场上也极其缺乏具有强大生态意识的投资者。

　　戴青丽认为，金融机构如何支持生物多样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一致性的解决方案为自然定价，因为自然提供的服务对我们来说是免费的产品。”戴青丽说。

　　“当然，有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尝试，好比，部分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合作，发行关于森林等生态保护领域的债券，但这些只是局部试点，尚未发展成流行的金融产品。”戴青丽说。

　　“生物多样性项目具有周期性、见效慢、公益性等特点。商业银行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会重视经济创收，因此，金融创新是极为重要的要素。”目前， 华夏银行 绿色金融中心副主任彭凌在2023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分论坛上表示。

　　“依靠社会责任，通过纯公益来支持生物多样性是远远不够的，更关键的是能为相关方造成必要的收益。”戴青丽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