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经历了世纪疫情、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多重因素冲击，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问题与挑战日益严峻。
该如何审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判断未来经济发展大势？面对当前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又将如何应对挑战、实现新增长？
5月31日，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顶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老总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全球化智库（CCG）以“全球经济展望和对我国的影响”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分享了他对上述问题的意见。
斯蒂芬·罗奇谈到，从1980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实际GDP增速平均为10%，全球购买力平价份额从2.3%提升至14.3%，自2011年以来中国对全球的累计增长贡献接近30%。
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速自2007年达到11.7%的峰值后就开始有所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4年我国的GDP增速或为4.7%（近期上调至5%），而到2029年或将降至3.6%。这时，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正在下降。从20十年到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曾接近33%，而疫情发生后这一比例则降至24%。根据IMF的预测，在2027年至2029年这三年间，该比例将进一步降低至21%左右。
“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引擎，但发动机的功率正在减弱，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斯蒂芬·罗奇分析称，当前中国经济不仅面临着新冠疫情疤痕效应、房地产行业等下行周期风险，同时也面临长周期结构性阻力，包含潜在人口与生产力的变化、再平衡停滞、地缘政治紧张等。
在斯蒂芬·罗奇看来，房地产问题是我国当前增长周期中面临的主要障碍。“近期中国政府宣布了新的楼市支持计划，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还不足以吸收住房市场供应方面的过剩库存。”
斯蒂芬·罗奇将中国与日本发展历史进行了对照，发现了很多相似之处。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出现了连续性的房地产危机与中国当前面临的情景非常近似，同时，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出人意表地与日本相当相似，好比老龄化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已在2015年达到峰值，预计在2049年将降至2.19亿人。斯蒂芬·罗奇表示，为了维持GDP增长，人口结构的不利因素务必被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所抵消。然而，自2011年以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在下降。
“我其实不认为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但我有一些担忧中国和日本的相似之处，包含资产泡沫、债务强度、僵尸企业的出现、老龄化和与美国的冲突等。”斯蒂芬·罗奇谈道，中国政府不会重蹈日本覆辙，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每隔十年中国总会推出一项革命性的政策来推进这一进程。下阶段，如何让中国3亿农民工城市化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为当前中国GDP流向居民部门消费的比率过低，3亿农民工的城市化将使他们成为有潜力的消费者。
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关于“中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提问时，斯蒂芬·罗奇表示，这需要对“产能过剩”概念进行定义，即便有些产业领域出现了明显的供求不平衡，但这些不平衡却不能用于证明是经济力量扭曲了市场。另一方面，有些领域有充分的理由出现“产能过剩”，好比在绿色 新能源 等领域，这些“过剩”不应该受到抵制。人们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情景，因此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产能过剩”。
“零碳绿色能源产品是不存在产能过剩的，如果说（当前）真的有啥问题的话，那就是替代能源产品短缺。”斯蒂芬·罗奇表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海量的低成本清洁能源产品，全世界都迫切需要绿色产品来保护自己免受气候变化的破坏。中国拥有绿色技术和相关产业，在为饱受气候变化困惑的世界提供所需要产品方面，中国拥有比较优势。
“对国家安全的最大要挟莫过于破坏世界气候的稳定。因此，如果认真看待国家安全、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欣赏、更加允许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为世界提供所需的支持，而不是抵抗这种必要性。”斯蒂芬·罗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