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6日晚10点，沪深交易所相继发布公告，就外资机构担忧高频交易不同化收费标准不一样问题进行回应。
沪深交易所相关责任人表示，正就高频交易不同化收费方案进行研究论证，将坚持内外资一致的准则，公平对待所有市场参与机构，在充分评估测算的条件上完善相关收费机制，增强高频量化交易监管的针对性，不用担忧不公平对待问题。
一位量化基金经理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我们内部的态度就是全面拥抱监管，只能根据监管的要求来更改自己做的所有东西，监管不让做的算法我们就不做。”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对记者表示，市场在不一样的状态下，对监管政策出台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监管应充分地做好跟市场的沟通，让市场来理解这些政策措施的含义和向往，尽可能地对敏感阶段的市场反应进行良性引导。
规范程序化交易
我国资本市场有2.25亿名投资者，中小散户占比超过99%，对程序化交易加强监管，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是践行资本市场监管政治性、人民性的具体体现。
一位券商营业部相关责任人对记者坦言，高频交易可能还是多少会有一些涉及公平性的争议，好比散户的交易频率和换手频率肯定比不上量化产品，那么就会有被高频交易收割的存在性出现。另外，散户跟量化机构能够看到的交易所成交数据的颗粒度不同是巨大的，这个也是一种不公平。
前述量化基金经理对记者说：“沪深交易所作为政策落地具体的执行者，就会涉及到在交易进程中如何收费率的问题。以前撤单不收钱你就可以来回撤，容许你猜一下中间档位，挂单后成交就成交了，不成交就撤掉，能够迫近中间档位。可是现在撤单要收费，那肯定不会这么频繁挂单。”
4月4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加强交易监管作出了重要安排，其中明确要求要出台程序化交易监管制度，强化对高频量化交易监管。
其实，程序化交易是指投资者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的表现，市场一般也称为量化交易。从全球资本市场看，程序化交易已经成为重要的交易方式，在一些成熟市场，程序化交易占比超过50%。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一司司长张望军曾在4月1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资本市场程序化交易起步比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目前程序化交易投资者持股市值占A股总流通市值的比重在5%左右，交易金额占比约29%。
在赵锡军看来，近些年，随着新的算法、 大数据 技术等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广泛应用，交易全面的技术支援能力越来越强，专业投资者交易的效率在不断地提高。可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是不具备程序化交易能力的，就公平性发生了一个不对等的状态，这也是当下高频交易规模增长后的一个矛盾所在。
张望军认为，程序化交易的市场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市场活跃度，提高交易效率，也在一定水平上改善了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程序化交易尤其是高频交易相对中小投资者有明显的技术、信息和速度优势，在一些时点存在策略趋同、交易共振等诸多问题，加大市场波动。
前述量化基金经理认为，对于程序化交易的监察管理，好比逾额流量费、撤单费等影响的主要是某一类策略的产品，例如通过频繁挂单撤单去看中间档位存在一个其它报价的档口厚度，调整费率后就要自己去测算衡量一下。费率调整后，的确会造成频繁的撤单会明显减少。
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完善的监察管理政策和适宜的监察管理手段有助于更好地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定义，高频交易是指短时间内申报、撤单的笔数或频率较高，和单日申报、撤单笔数较高的交易行为。目前，证交所对高频交易的筛选标准是，每秒最高申报速率300笔以上，或单日最高申报2万笔以上。
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筛选结果看，高频交易账户数量总体不多，但交易金额较大，约占程序化交易金额的60%。从境外市场情况看，高频交易一直是各国监管机构关注的关键。
5月1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管理规定》”），自2024年10月8日起施行。
6月7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筹指导下，上海证交所起草了《上海证交所程序化交易管理实施细则（征求建议稿）》，明确了高频交易的认定标准，规定对高频交易从严监管，并提出了额外报告、提高交易费用等不同化管理要求。
前述量化基金经理坦言：“收行情使用费这些新定义的款项目前还没开始执行，但只要是天公地道，大伙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
关于不同化收费，很多境外交易所都对高频交易收取更高费用，目标是运用市场化调理手段，引导高频交易主动控制交易频率，规范交易行为。在《管理规定》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证交所提高高频交易收费标准，并考虑收取撤单费等其它费用。
“高频交易本质是利用算力和算法的优势，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和庞大的数据中寻求一笔微小获取利益的机会，可是积少成多。”前述量化基金经理对记者说，“其实撤单这个动作不会为任何人造成收益，因为没有成交才会撤单。可是如果撤单开始收钱，那就要在你的 利润里减去撤单这部分成本，假设之前的产品年化收益无风险套利能套出5个点，现在只能套出3个点，那就可能高于LP的钱财成本，那就不能再这么做了。”
今年以来，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总体稳中有降。截至6月末，全市场高频交易账户1600余个，年内下降超过20%，触及异常交易监控标准的表现在过去3个月下降近六成。
张望军认为，总的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高频交易实施不同化监管，既不是要将这种交易方式拒之门外，也不是听之任之，而是体现了“趋利避害、规范发展”的思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通过有针对性的监察管理安排，一方面限制高频交易过度优势，保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管控好消极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提升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规范高频交易行为，推动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赵锡军对记者坦言，技术的进步不会止步，制度改革的完善将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从监管完善和管理制度设计创新角度来讲，监管要适应新的变化，尽可能让不同投资人的诉求得到满足，同时确保投资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合理。资本市场制度的完善，是对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施展基础性作用的。
前述量化基金经理对记者说：“关于外资机构担忧高频交易不同化收费标准不一样问题，此前并没有听到相关传言，或是因为外资去监管询问的很多。‘境内的机构开始进行不同化收费，那境外机构是不是也要收？’监管的澄清公告更像一个天公地道的态度的表达。”
7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责任人就程序化交易监管进展情况答问时指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持续加强程序化交易监测，组织证交所研究制定瞬时申报速率异常、频繁瞬时撤单、频繁拉抬打压、短时间大额成交4类监控指标，于今年4月起开展试运行，并对频繁触发指标的程序化交易投资者进行督促提醒，增进规范其交易行为。根据内外资一致原则，强化与香港方面会商沟通，研究推进北向程序化交易报告制度落地的形式和路径。
“制度的安排和相关的落地，的确有一个时机和阶段的决策问题。把握好监管政策出台的时机极为重要，最好在问题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同时还未对市场对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区间内。”赵锡军认为，任何监管措施和政策，都要落地以后才能够发生效果。当然，市场预期运行相对乐观的时候，政策的影响也会较为和缓。当市场预期处于相对灰心的情景下，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被市场过度反应也是较为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