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7月18日电近来市场对是否需要大幅下降政策利率的讨论升温，理由包含刺激投资和消费、减轻债务人利息负担和刺激股市...。
但在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顶级研究员周琼看来，主动大幅下降政策利率可能其实不是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
首先从刺激投资视角看，在房地产方面，当前市场还处于调整之中，但调整期还有多长较难判断。相较调整政策利率，房地产的总量问题或可通过刺激消费、消化库存和保证已预售的在建房产交楼等措施来更好解决。
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的基建成绩已领先全球。良好的条件设施投资能增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快速拉动GDP，但由于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承担了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职责，也形成了较大的地方债务压力，相关风险仍待继续化解。
在制造业投资方面，据OECD数据，去年我国制造业总产值约占据全球的35%，超过第2至第10名总和。但内需仍待提振等多重原因影响下，一季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略有下滑，部分行业内卷加重，虽也有医疗健康等部分领域表现为供给不足，但也较难通过降低利率加以解决。
其次从拉动消费视角看，周琼提到，当前购房减少的关键是房价预期发生扭转，或也较难通过下调房贷利率来完全改变。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平均利率已从2021年四季度的5.63%下降到2024年一季度的3.69%，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则由去年3月末的最高点38.94万亿元人民币，略有下滑直到今天年3月末的38.19万亿元人民币。
另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将居民杠杆率从20%提升到60%，美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24年，而我国只用了11年。虽然我国居民的储蓄率相对较高，但居民也确需一定的措施性储蓄，当前居民部门进一步加杠杆的空间有限。
那么大幅降息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会发生哪些影响，当下又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从货币信贷扩张视角看，周琼认为，从房地产到制造业，企业内卷式竞争很大水平上是由于过去贷款较多，形成产能过剩。如果继续降息、刺激投资、形成更多的供给能力，未免有点适得其反。且相较于继续高度依赖基建投资，当前更需要寻找新质生产力进行投资。
从对债权人影响视角看，周琼提到，央行不大幅降息不仅是为了保护银行利益。甭管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既有贷款也有存款，贷款利率大幅下降，对存款利率、借款人和存款人权益都会发生影响。
而且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需要建立在自身能健康经营的条件上，贷款利率需要覆盖资金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如果商业银行很难通过增发募集资本金，或没有利润补充资原本继续信贷投放，或很快就难以满足资本充分率要求。
当前国家和金融监管职能部门也已经看到了银行净息差大幅走低的潜在风险，要求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期限国债利率、禁止“手工补息”等。
再结合日本应对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危机的教训看，1990年-1995年日本连续9次降息，贴现率从6%降到0.5%，降息力度不可谓不大。尔后更是采取了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相较放松货币政策，政策力度不够的或是在其它方面。
2008-2013年担任日本央行行长的白川方明提到，日本长期经济低迷的主要起因是老龄化和人口总量减少，和产业国际竞争力降低。在白川方明看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真正问题是泡沫经济溃散所引发的“过剩”，在没有消除过剩之前，不管采取多么大胆的宽松货币政策，经济也不会回归正轨。
针对我国未来利率走势，周琼预计，如果后续经济继续承压，不排除央行会视经济和金融市场情况继续调低利率，但在目前较低的名誉利率水平下，下行空间也较有限。如果经济有好转信号，利率也有可能反弹。
2018年以来，我国的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持续波动下行，近来贷款平均利率、长期债券利率均创历史新低。
至2024年7月，1年期、十年期、30年期、5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分别于12日报1.54%、2.26%、2.49%、2.51%；十年期AAA级和AA级中债中短时间票据到期收益率分别为2.49%和2.72%。期限利差和信用利差明显压缩。
横向对照看，2024年7月11日，中国、美国、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日本为利率）分别为2.50%、4.41%、2.22%，我国仅较日本高28BP，这或许也是央行认为长期债券利率过低，不断提示风险的原因之一。
长期债券的利率可以在一定水平上反映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率、利率走势的意见，但长期利率的具体走势很难判断，金融市场投资者也只能根据现有信息和当下的资产配置需求作出投资决策。
例如硅谷银行在2021、2022年配置了大量期限较长的MBS和国债，在加息后造成大额浮亏。其它银行也有类似问题，只是长期限债券在资产中占比低于硅谷银行，所以风险尚可承受。
周琼表示，在十年甚至30年、50年内，一切皆有可能，经济总有周期，对后续走势无需灰心。我国将来的长期利率走势，决定于当前的应对，如是否能通过改革、科技创新等走向高质量发展，让社会资本回报率达到一个更加正确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