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个小时的讨价还价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COP29）就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NCQG）目标、《巴黎协定》第6条全球碳市场机制等核心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
更新版的案文显示，到2035年之前，发达国家带头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包含公共和私人资金的形式，以支持他们应对气候。
一些发展中国家批判3000亿美元远远不够解决他们遭遇的气候问题，独立机构分析认为所需规模应为1万亿美元，并主要以赠款而非贷款的形式，不然将使得他们进一步陷入债务陷阱。但发达国家认为经济前景不乐观，发展中国家刚开始的要求不切实际，因此拒绝接受。
彭博社在大会后披露了最后阶段的混乱。2024年11月23日下午的谈判持续了5个钟头。沮丧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们直到最后一刻仍满怀希望地回到谈判桌前，他们不想带着破裂的谈判结果空手回国。
期间沙特阿拉伯代表Albara Tawfiq强势拒绝了欧美将融资责任“扩大”到发达国家以外的要求。而作为东道国，油气大国阿塞拜疆也被批判缺乏经验，草案潦草。
就此次COP29相关成果的影响，界面新闻邀约长期从事气候治理与风险管理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中国农业大学自然灾害学博士孔锋进行解读。
孔锋说，首先NCQG在明确气候融资的钱财承诺、为全球合作提供基础、提出明确的路线图规划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三方面的挑战。
一是资金缺口较大。对于许多气候脆弱国家而言，3000亿美元的目标甚至不及科学研究表明所需金额的四分之一，难以有效帮助他们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对于实现全球控温目标的支撑力度也相对有限。
二是资金质量可能存在问题。最终决定未明确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形式，没有满足发展中国家希望资金主要来自公共资金，并以赠款或优惠贷款形式提供的诉求，这可能造成资金的可获得性和实用性大打折扣。
三是资金分配和责任分担上的公平性存在争议。新的NCQG目标仍未充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资金分配和责任分担上未能充分考量到气候脆弱国家的特殊困境和发展需求，影响国际气候合作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COP29的另一项成就，是在最后时刻通过了《巴黎协定》6.2条、6.4条细则，解决了关于实现国际碳市场的长期争议，为 碳交易 提供了全球标准。
孔锋认为，全球市场买卖碳信用额度规则达成一致的潜在挑战在于：
一是诸多执行细节尚待明确和完善，如碳信用额度的具体核算方法、审核与监管机制、市场交易的具体操作流程等，这些细节问题如果处理不妥，可能会影响碳市场的公平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甚至造成市场乱象和虚假减排。
二是发达国家可能会利用碳市场机制转移减排责任和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确保自身的发展空间不受限，并获得充分的钱财和技术支援；同时，一些高排放行业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和成本上升风险。
三是碳市场的价钱波动可能会对参与各方发生影响，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开发者和投资者而言，如果碳信用额度价格过低，可能会影响其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投资回报率；而价格过高则可能增加购买方的成本，降低市场需求，进而影响碳市场的活跃度和减排效果。
另外，本届大会的谈判未强化从化石燃料转型的承诺和行动，相关国家、团体和专家表达了担忧，将其视为全球遏制变暖进展的挫折。因此能源转型话题，也被欧美媒体称为“房间里的大象”。
东道国阿塞拜疆本身就是产油大国。有媒体指出，根据一个名为“驱逐大污染者”的组织分析，1700多名化石燃料游说者或行业人员参加了大会，其规模超过了所有国家代表团。特朗普当选美国的阴影也一直笼罩着会场。
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在过去多届气候大会上一直反对采取激进的行动，此次在阿塞拜疆更是明确拒绝在协议中提及石油、煤炭和 天然气 。
化石燃料的使用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型是全球能源发展的一定趋势，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
孔锋指出，未强化转型承诺可能会使各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投入和政策支援力度减弱，延缓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等的研发、推广和应用速度，影响全球能源全面的升级和转型进程。另一方面，能源转型的延迟可能也会限制 新能源 产业的发展，错失推动经济绿色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等的良好机遇。
中国代表团全面参与了大会各议题谈判商量。中方呼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巴黎协定》基础上确保行动不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