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基本医疗保险资金有限的环境下，高价值药品难以并入基本医疗保险，并入医保支付目录的 创新药 价格压得过低又会影响创新，所以务必研究把 创新药 医保支付标准与定价分开的存在性及具体方法，把 创新药 定价权交给企业，稳定市场预期，使 创新药 成为一个能够吸引优质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领域。”
11月30日，第九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在广州召开，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毕井泉在致辞中提到，任何领域的创新都是有支付能力的群体为创新买单，这种科技创新造成的技术进步，终将惠及所有的消费者。
毕井泉认为，发展商业医疗保险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条理医疗消费需求，也为 创新药 支付开辟新的渠道。反过来看，自费市场的出现是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前提。人们有了自己支付的压力才会有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愿望。
在他看来，要想构建生物医药产业的市场体制，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为 创新药 产业发展构建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稳定的、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非常重要。
直到今天，我国批准的 创新药 占到全球的14%，在研新药数量占到全球的35%。2023年在研新药项目对外转让技术94起，成交金额430亿美元。通过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品规1万1千多个，覆盖1386个品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毕井泉表示，生物医药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产业。在这个市场上，需要多个卖方和多个买方的参与，并在竞争中形成市场价格。市场的卖方就是众多的 创新药 企业。专利制度的设计就是激励发明创造，激励更多的创新型公司进入市场。同时鼓励企业挑战专利，专利到期后允许仿制，增进市场竞争。 创新药 市场的买方包含患者、医师、医院、医保机构。患者作为最终消费者，需要按医师处方消费。我国的医师绝大部分在医院执业， 创新药 采购权在医院。为了平衡病患的医药费负担，由医疗保险机构代患者支付部分医药费用。因此医疗保险机构就成为决定 创新药 价格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个买方垄断的市场，一定会把 创新药 打到地板价。如果保险公司多家竞争，是否为 创新药 支付就会成为吸引投保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培育出一个多家买方的市场，有益于增进 创新药 市场的充分竞争，有益于更好地实现 创新药 的临床价值。”毕井泉说。
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医保覆盖率已经高达95%以上，城乡职工和居民都是基本医保的投保人，但基本医保筹资数目有限，尤其是居民医保人均筹资额不到职工医保的1/6。
自上世纪90年代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来，商业健康险应运而生，但发展始终不温不火，近两年增速明显放缓。截至2023年，我国商业健康险市场保费规模已达903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4.4%。重疾险新单保费收入已连续5年下滑，2023年收入预计仅有200亿元人民币。
在毕井泉看来，当前，发展商业医疗保险，要努力研究解决定位不清晰、数据获得难、医疗服务监督难、管理体制不顺等许多问题。
为此，毕井泉认为，发展商业医疗保险要明确基本医疗保险“保基本”的内涵和外延。
“‘保基本’不应该根据药品价值区分，也不宜把高价值治疗手段一概排除在基本医保之外。”毕井泉强调。
具体而言，基本医保支付的应该是投保人看普通门诊、吃仿制药及标准治疗药物、住普通病房的看病费用。商业医保支付的应当是基本医保报销标准以外的治疗费用，即“看专家、吃好药、住单间”等超出基本医保支付后由个人负担的差价。明确这个界限，是商业保险公司评估收取保费覆盖风险的前提。
公共数据的开放，亦事关商保对 创新药 发展的支持水平。这里的数据开放，毕井泉认为至少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需要公开各类疾病发生率。各类疾病发生的数量是公共资源。了解各地区、各年龄段的各类疾病发生率，和治疗这些疾病的款项，是商业保险公司给各类保险产品定价的条件。
另一方面，药品审评结论和数据的公开。“ 创新药 的审评结论和临床试验数据，是企业巨额投资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为科学界、医疗界、制药界所高度关注。所有通过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支持适应症结论的药物，都是具有临床意义的真创新，都应该支持和鼓励。”毕井泉表示，根据2017年中办国办42号文件的要求，在 创新药 批准上市后，应及时公开上市的审评结论和相关临床试验数据，增进科学知识的普及。
另外，医疗保险专业性强，需要专业部门监管。毕井泉提出，应当推进基本医保“管办分开”改革。要明确商业医疗保险的监察管理职能部门，实现基本医保和商业医保两类保险无缝衔接，有序对接。
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医保筹资、医院管理地区之间存在较大不同，毕井泉还建议，应当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改革不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改革积累经验。
“哪个地区率先解决医保支付问题，率先解决 创新药 定价和医院加钱销售问题，哪个地区就一定能够成为吸引 创新药 投资的高地。”毕井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