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金融已跃居世界前列，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数字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对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数字金融正在重塑传统金融形态， 移动支付 、科技信贷、智慧投顾、智能风控等场景的落地让数字金融变得无处不在。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 人工智能 、 区块链 等新兴技术不断成熟并在金融领域加速应用，推动金融机构从“数字化”迈向“数智化”的转型，监管职能部门也在不断升级，使之更适应时代的变化。
最近，界面新闻专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华夏银行 原行长张健华，探讨数字金融的发展与挑战。
张健华在加入五道口之前，曾任 华夏银行 行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他横跨学界、银行和监管的三重身份令他可以用多重视角观察中国数字金融之演进。
在他看来，外部社会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既是我们金融业数字化的条件，也是需求所在。数字金融很大水平上推翻了整个金融服务的模式，而技术发展和业务创新一定是走在监管之前的，因此监管如何应对也是一大考验。
张健华认为，与其在应用尚未出现之前“一刀切”，不如“让子弹飞一会儿”，以包容的态度观察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规范。
以下整理自访谈实录，略有删改：
论数字金融：科技造成推翻性创新
界面新闻：2023年10月底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做好包含数字金融之内的五篇大文章。您认为数字金融发展有哪些关键要素？
张健华：数字金融可以给其它四篇大文章赋能，这里不仅要求金融领域自身的数字化能力的提升，同时也要支持我们整个社会的数字化。
所以发展数字金融，首先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也就是全社会的数字化。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无处不在，小到我们网购、手机NFC进地铁，大到以大模型为代表的 人工智能 应用等，都是数字化在金融领域的真实写照。金融业是服务行业，外部社会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既是我们金融业数字化的条件，也是需求所在。
另外一个是科技的进步。现在科技的进步使得我们整个金融领域提升数字化能力更具可能性。许多新的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非常之多。这些ICT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迭代，又给我们创造了一点数字化的条件，使得我们有能力更好地用数字手段服务实体经济，开展我们的金融服务工作。可以说技术上的进步，推动了整个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是非常不同 的，因为它很大水平上改变了我们整个金融服务的模式。好比传统金融中，我们将手工记账变成电脑记账，但并没有改变服务流程。但今天已经完全不同，好比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进行自动授信，取代了人的判断：手机端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金融机构网点功能及与客户的交互方式。
但同时，金融领域其实是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给我们的监察管理造成了新的挑战。技术发展和业务创新一定是走在监管之前的，而金融科技的应用受监管政策波动很大，一项看似细小的监察管理政策出台也许会影响到一个金融领域的细分行业。因此各国都在探索数字金融该如何监管。
好比 人工智能 的技术应用，如今的数字员工到底能替代到啥水平？实际上还有一些不明确。现在很多实践当中多是给职员或客服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和赋能，还不敢让数字人完全替代人工，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责任界定的问题。
很多 数字经济 、数字金融的最新发展演变，是和监管心心相印的。监管防止风险是正确的，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监管还要跟踪技术的发展演变。如果有可能的话，在一些场景上尝试有意义的应用。
我认为相关领域的监察管理应该灵活一些，不能直接下一道命令全部禁止了，因为全部禁止可能在防止一个问题出现的同时造成别的问题。
界面新闻：您在担任 华夏银行 行长期间，银行纷纷成立科技子公司， 华夏银行 科技子公司定位主要服务行内。而一些大行科技子公司在此基础上还有向中小行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定位。记者了解到，目前大行向中小行输出金融科技方案的方向在业内有争议，发生争议的起因是啥，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健华：各家银行成立精湛的科技子公司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
因为银行已经有的科技人员无法满足过快的切实需求增长，需要大量增加。这既涉及预算问题，又涉及体制机制问题。传统金融机构中科技人员属于中后台部门，与前台人员有一定差距，与外部大型科技公司差距更大。如何留住科技人员并更好地施展其作用，各家银行都在进行有益尝试。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采用更市场化的机制运作，各银行纷纷成立科技子公司，这有助于银行业数字化水平的加快。
小行相比于大行，技术能力和财务资源均有较大差距，无法独立成立子公司开展工作，更多是采取与大行及其它科技公司合作，购买服务成为其提升自身数字化能力的重要方式。但当前的争议主要聚焦在大行的科技服务不能很好地适配小行的切实需求。
我认为主要因素有两点，一是大行的系统开发基本上是基于本行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 大数据 跑出来的，大行无法针对每家小行的特点进行定制化的开发。大行的标准化产品基础是大行的一套体系，和小行的体系完全不同，比较复杂，无法很好地适配到小行。小行需要好用、管用的系统。
第贰是价格问题，在没有大规模应用时，大行的系统成本是相当高的。即便是在自己的系统基础上改造一下再给小行用，我相信价格也不会太便宜。毕竟各银行的科技子公司其实不是专业做这个的，成立时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母行。
从银行内部治理而言，科技子公司的定位也存在一定问题，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根据市场化运作，满足独立考核任务？在对母行内服务和对外部客户服务时，如何定价？存在的利益冲突如何解决？这都是争议点。
尽管监管是希望大行用它们的科技能力赋能中小行，但到目前为止，效果其实不明显，各银行的科技子公司还是不够专业，适应不同银行的不同化能力还显不足。毕竟银行的科技业务不是其核心业务，科技子公司也不是完全独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技公司。专业科技公司除了需要具备我们所熟悉的金融应用开发能力外，实际上还涉及原生及底层技术的开发能力及持续创新能力，这也是银行的科技子公司所不具备的。
从行业发展角度而言，除了鼓励大行科技子公司开发更能满足中小行需求的系统外，我们应该培育一批专业化、市场化的金融科技服务公司，它们能更好地服务和满足中小金融机构的切实需求。
论监管：“让子弹飞一会儿”
界面新闻：生成式AI、大模型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疑给监管造成了新的挑战，您认为金融监管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张健华：我认为AI会对整个金融领域造成一些推翻。不过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不晓得未来会发展成啥样子。所以从监管角度而言，我认为持有包容的态度更好一些，让AI发展一段时期瞧瞧。
监管可以观察AI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瞧瞧是好是坏。现在算法黑箱受到关注，像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给技术一些发展空间，瞧瞧到底有哪些应用，观察一段时期我们才能发现问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规范。
监管在面对技术进步时，也应该提升自身的数字化监管能力。
过去我们关注的更多是以往的危险管理，但现在，更多需要关注的是金融稳定性风险。好比量化交易、智能投顾，因为算法的缺陷，可能造成3000点时蜂拥而入，2800点时又全部抛出，造成市场踩踏，从众效应加强。
再好比硅谷银行的挤兑，技术提高了金融业的效率，但破坏性也更强。一旦出现问题，给监管的反应时间和处置风险的窗口期更短。这就需要进一步提高数字化的监察管理能力，风险预警更及时，处置风险要更快。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金融监管科技与金融科技创新的关系？
张健华：金融监管和创新之间我认为应该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所谓良性互动是啥？就是创新还是要有的，尤其是在我们讲金融科技创新时，好比一些创新服务手段，一些新工具的应用，包含我们说的新技术和大模型应用等。对类似这样的创新，应采取鼓励的态度。
在这些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商业模式也没完全定下来之前，应该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监管原本就是走在创新之后的，业界出现了一点新的 势头之后，才能来判断这个事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不能在业务还没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就先定规则。有人说所有金融业务都要先建章立制再开展，其实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先建章立制是正确的，可是建章立制一定是在业务有了一定基础和实践，才理解建哪个章立哪个制。
同时，监管也要高度关注市场的最新变化，把握适当的时机，及时做出必要的反应。出现了新的现象以后，判断它的发展趋势和影响会不会造成什么风险，且这个风险究竟是系统性的危险，还是局部的危险。假如是行业性的危险，那是要被禁止的。假如是微观的市场主体的危险，那要去看风险是否会扩散，和是否存在侵犯消费者利益情形？
监管无非是这样，防范风险，保护消费者利益，防范风险里监管还是应该更多关注系统性风险。
市场风险和微观主体的危险，应该更多让市场主体去承担，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市场约束和市场纪律。保护消费者利益其实不是事事都替投资者把关，我们现在都在说投资者教育，目的也是让投资者有基本的知识和判断，想要去做某项业务，那消费者有没有这个能力？
总之，我认为监管要看这些创新对社会到底有多大影响？对金融体系有多大影响？对消费者是否有利？和判断这个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还是只是打着创新的旗帜来规避监管，甚至是虚假包装或诈骗。
论经验引进：先试点再推广
界面新闻：目前监管科技在哪些国家应用较好？哪些值得我国借鉴？
张健华：我认为监管科技方面，我国还走在前面，领先于许多国家。不过这里面也涉及国内外监管类型的不同，到底什么归监管管理？什么交由市场发展，机构风险自担？
另外，国外有许多规则也不是由金融监管职能部门来定的，因为适应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是用法律来界定的。
有一些涉及金融科技的问题，既有针对金融领域特殊的规定，也有通用的规定。监管职能部门既要执行行业内制定的规矩，更多还要遵从于整体的法律。金融科技除了金融服务的标准以外，还要遵从很多与其它行业同样的标准，好比隐私保护、数据保护、 数据安全 等。
金融科技其实是链接两头的，一头是金融部门，一头是社会，因此金融科技不仅需要执行相关法律，还有本身的一些特殊规定。
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没有那么细，因此就要求我们的金融监管职能部门还需要制定更细致的规则。这两者之间也需要一个平衡，因为监管往往落伍于实践，所以在制按时仍需要观察金融科技的发展。
界面新闻：监管沙盒方案获得各国金融领域的青睐，目前中国在监管沙盒应用方面进展如何？
张健华：我国的改革发展创新到今天为止都是走的一条路，即“摸着石头过河”，搞试点再推广，目前监管沙盒正在多个金融领域开展试点。
监管沙盒始于英国，这种做法与我们熟悉的先试点再推广的改革思路非常相似，因此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此在这个机制下，由各金融管理当局及地方政府牵头做了很多试点试验，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也获得了不错的成果。
美国与欧洲的情景不太一样，实际的操作中不讲监管沙盒，而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创新逻辑。但因为金融业的特殊性，美国监管当局也会高度关注金融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时以类似窗口指导的形式提示各类风险和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