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在这种融合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最近，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要推进证券业改革和发展，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尹艳林看来，证券业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三十多年的稳健发展，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饰演了关键角色，但在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时仍面临一些短板，所以要深化金融改革，发展多条理资本市场，建设世界一流投资银行，增进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实现跨越式发展证券业始终服务实体经济
“党中央高度重视证券业高质量发展，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目前已位居世界第贰。”尹艳林表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中介，证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证券公司在服务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管理等方面施展了关键作用。
积厚流光，稳而后进。截至2023年底，145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11.83万亿元人民币，净资本为2.18万亿元人民币。2023年证券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59.02亿元人民币，实现净收入1378.33亿元人民币。2024年前三季度，44家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787.3亿元人民币。
不仅资本实力稳步提升，证券业也在努力优化业务模式、服务品质。2023年，证券公司服务实体经济通过股票、债券直接融资达6.39万亿元人民币。2023年，证券行业服务科创企业IPO融资2809.28 亿元人民币。其中，在科创板首发上市的“硬科技”企业67家，融资1438.84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资本市场不断深化改革，沪深主板、创业板快速发展，科创板、北交所顺畅落地，证券公司积极施展功能作用。”尹艳林表示，一批头部证券公司相继成长，多家大型集团化券商已初具规模。同时，还有很多中小券商立足区域优势和专业特色，积极探索特色化经营模式，在相关领域取得突出业绩，逐步发生了不同化发展路径。
在投行业务领域，尹艳林指出，商业银行正在稳步推进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行业务实现整合、联动和协同，有的与理财子公司开展内部投贷联动，有的和投资机构合作开展外部投贷联动。2020年以来，大型商业银行下设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先期在上海开展股权投资试点。试点开展以来，5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已累计出资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今年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等18个城市，日前多地金融AIC股权投资基金落地，将有益于多渠道引入长期资本。
参考之资，可以攻玉。在证券业对外开放方面，尹艳林表示，2018年以来，管理部门根据国际标准持续推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外资券商正逐步进入中国市场。今年，多家外资机构申请来华新设券商，拓展业务。目前，境外24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均在华设有机构，国内已经有19家外商投资证券公司、51家外商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这时，中资头部券商已逐步实现国际化发展。”尹艳林表示，近年来，服务于中资企业加大对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尤其是“产业链出海”，部分头部券商不断将业务疆土延伸至东南亚和欧美市场，满足大量跨境投融资、并购重组等需求，国际业务拓展的步伐明显加快，跨境业务能力明显提升，境外业务成为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正视发展水平差距助力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
证券业发展对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具有特殊关键作用。在尹艳林看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投资银行，既有重大机遇，也面临着挑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资证券行业的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商业银行很大、很发达，但投资银行很小、很弱，难以适应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需求。
“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大头，其资产总额占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90%以上。而我国证券行业总的体量偏小，在金融体系内影响力较弱，施展的功能有限。”尹艳林表示。
他表示，2023年沪深股市股票筹资额为9902亿元人民币，占社会融资总量的2.8%，不到人民币贷款的4.5%。头部证券公司的资产规模普遍落伍于六大国有银行和五大上市保险企业，证券公司的体量与我国经济总量、资本市场规模不相称。2023年，高盛集团总资产约11.63万亿元人民币，接近我国整个证券行业体量。
从业务结构来看，尹艳林表示，我国证券公司仍以传统业务为主，投行业务占比偏低，财富资管、机构业务尚处于发展早期。截至2023年底，我国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收入合计占比超过50%，而投行业务和资管业务分别占13.4%和5.5%。
“我国证券公司市场定位多聚焦于国内，服务于国内企业的上市、并购重组等需求，制约了投行专业服务能力提升。高盛集团和瑞银集团等国际一流投行均已形成自身的业务特色，如高盛集团擅长机构客户服务和投行业务。”尹艳林表示。
当前我国多数证券公司以设立香港子公司、开展区域性业务为主，尹艳林认为，这尚未全方位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国际业务发展较为缓慢，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2023年，我国前十大证券公司海外业务收入309.96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的10.32%，个别头部证券公司海外收入占比超过20%，而高盛集团和野村控股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均接近40%。
为提高证券公司的服务品质，规范业务行为，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客户合法权益，实现证券行业稳定发展，我国颁发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行业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监察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尹艳林表示，目前，我国证券监管、财务会计、税收等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行之多年的国际惯例还存在一定不同，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与国际同步水平有待提升。
优化金融结构着力培育壮大投资银行
关于建设世界一流投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此前发文提出，力争通过5年左右时间，推动形成10家左右优质头部机构；到2035年，形成2至3家具备国际竞争力与市场引领力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到本世纪中叶，形成综合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全球可靠的现代化证券基金行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和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尹艳林认为，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务必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结构，大力发展多条理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进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并购重组是券商实现外延式发展的有效途径。据尹艳林介绍，我国券商数量接近150家，但不同化、特色化经营的券商却相对较少，尤其是证券公司间股权结构趋同，关联交易等诸多问题突出，行业整合的切实需求日益迫切。新“国九条”明确提出，通过并购重组的形式提升头部券商的竞争力。
“今年以来，证券公司并购重组进入了‘快车道’，有多家证券公司披露了并购重组的最新进展，前不久，上海政府同意 国泰君安 与 海通证券 合并重组。券商并购重组，有益于提高行业集中度，形陈规模效应，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尹艳林表示。
同时，他认为，要加快商业银行投行化转型，当前银行业面临“低利率、低息差、高成本”的市场压力，以往的信贷利差盈利模式难以为继。央行在第叁季度报告中也明确提出，需要引导银行通过市场化方式保持正确的资产收益和负债成本，避免净息差对货币政策的掣肘。
在尹艳林看来，商业银行要实现业务和经营模式创新，通过成立投行专业子公司，或与 创投 机构合作，施展 “商行+投行”综合服务优势，为科技型公司同时提供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要继续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放宽股权投资金额和比例限制，加快银行系资金进入股权投资市场的步伐，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增进科技创新。
吸引更多国外一流投行进入，也是建设世界一流投行的重要举措之一。尹艳林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本长期配置最重要的市场之一。随着外资投行的快速进入和合资券商的股权变更，外资独资投行在证券机构中的占比将持续提升，外资投行业务在国内不断发展，虽然会加剧行业竞争，但有益于借鉴海外一流投行的先进经营宗旨和丰富的产品体系经验，为国内投行提供参考，提高行业竞争力。
尹艳林说：“要继续推进市场、机构、产品全方位制度型开放，支持符合基本条件的外资机构在境内设立机构，缔造良好环境，让外资机构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尹艳林进一步表示，当前我国证券行业牌照数量多，同质化竞争严重，尤其是注册制改革以来，投行业务市场份额进一步向研究能力、销售定价能力、风控能力强的头部券商集中，国有金融机构资产占比超过80%，民营金融机构规模明显偏小。国家鼓励券商进行并购重组，中小投行将面临更大压力。要在相关政策上适当给予民营机构更多便利，鼓励和支持中小券商聚焦于区域、特定业务类型、特定产业等，缔造符合自身特色的不同化发展路径。
券商的专业服务能力是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尹艳林认为，要不断提升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等核心业务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资产定价能力，尤其是对新科技、新要素及新业态的估值定价能力，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产品创新；通过 大数据 、 区块链 、 人工智能 、 云计算 等技术应用，提升财富管理、投行、研究、风控合规的智能化数字化水平；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缔造一支本领过硬的专业团队。
“在监管制度方面，要全面深化监管宗旨，强化对行业机构各方面的监察管理。”尹艳林表示，要稳步推进市场规则、管理、标准等与国际惯例接轨；提升监管能力手段，强化科技赋能，完善智慧监管体系，提升业务运作规范化水平等；加强监管执法力度，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对非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惩戒，严防监管漏洞，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