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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多部委划定2025年工作重点

查看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1-23 14:13:07    文章分类:商业洞察   
专题:余永定】 【基础设施投资】 【2025

  本刊记者杨琳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目标指引下,近期各部委紧锣密鼓地召开会议,总结2024年工作成效,谋划2025年工作重点。

  今年,财政部将如何“花钱”?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了哪些重点项目建设?民众关心的楼市有啥变化?这些问题无不牵动着 老百姓 的心。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形势下,怎样在新的历史节点为经济发展开好新局,考验着各方的智慧与决心。

  财政部:财政政策 “更加积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那么,财政政策如何体现“更加积极”?

  在1月10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责任人介绍了四个方面,首先就是提高赤字率,并称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对重点领域的保障,更加重视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1月13日,央行行长潘功胜也公开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方向将从过去的更多偏向投资,转向消费与投资并重,并更加重视消费。

  “要处理‘总需求不足’问题,务必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2024年消费增速是影响GDP增速的重要因素。2025年如何提高消费增速将是重大挑战。

  从家庭个体的视角看,消费需求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产的函数;从宏观看,消费需求又受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年龄结构等原因影响。

  “补助高端消费的‘以旧换新’对刺激消费可施展积极作用,但这种政策举措更大水平属于产业政策范畴,对消费需求总量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消费券、降低所得税税率和完善社保体系等措施和改革都能在一定水平上刺激消费需求,但这些措施的作用有多大、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施展作用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余永定表示。

  经济增长速度是增加收入的条件。提高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才能真正明显增加消费,形成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收入进一步增加的良性循环。

  “靠啥启动经济增长?我们目前务必找到‘抓手’。”余永定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

  传统上,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进行逆周期调理的重要工具。其实,改革开放后,每当经济增长乏力时,中央政府都要推出足够数量的条件设施项目刺激经济增长。

  “尽管存在资源浪费、债务快速增长等诸多问题,但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入手,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政策都获得了成功。”余永定称。

  在他看来,在有效需求不足情境下,为了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务必加大财政支持,提高赤字率,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必要资金。换言之,“务必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子落而满盘活’,首先务必明显加大财政的扩张力度,货币政策才能施展更大作用并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余永定举例道,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买进国债的力度和频度,抑制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引发的“挤出效应”,进一步施展扩张性货币对有效需求的刺激作用。如果形势需要,中央银行也可以实施中国式的“量化宽松”以确保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顺畅实施。

  “对于决策者而言,第壹步是打破思想的坚冰,尤其是‘债务恐惧症’,下定决心执行‘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第贰步即‘增强政策效能’,尽可能减少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引发的副作用。”他说。

  “为了实现2025年GDP增速目标,2025年政府需要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包含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一般公共债和专项债)刺激投资与消费。”余永定说,很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量级的国债和专项债发行规模的建议。“我以为,财政刺激的规模到底应该有多大?只有掌握足够统计资料的政府部门才能算清楚。”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两重” 建设仍是重点

  2025年,“两重”建设是重点,将延续前一年的态势。

  1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明确,今年将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更大力度支持“两重”建设,要加大建设力度,强化软硬结合,加快工作进度。

  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重”建设,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在2024年10月8日的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到,要“谋划并下达明年部分‘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并称“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的项目,加快补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弱项”。

  在余永定看来,有必要对“两重”概念作进一步阐释。

  “以上使人感觉‘两重’建设项目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所支持的投资项目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指什么具体类型的投资还不大明白,后者则显然是指基础设施投资。”余永定说,但根据2024年10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说明,“两重”主要就是指城市管网改造建设,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造林种草和退化林修复、草原改良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

  “在得到进一步说明之前,我们暂时把‘两重’建设投资也解读为基础设施投资。”余永定说。

  他认为,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范畴,可以理解得更广一些。

  “凡是‘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的项目’都能归入基础设施范畴。”他说,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进行分类,可以商酌的项目分类包含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 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提升改造行动,包含城市管网安全提升(城市燃气、供热、排水等 地下管网 改造)、老旧居住区宜居改造、城中村综合改造、城市交通设施安全改造等工程建设;绿色能源;连接城市的海陆空信息交通网络建设;同产业政策相关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对企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发展的支持(以旧换新应该属于这个范畴);产业体系、产业链补短板;同老龄化相关的养老设施和专业人员培训;对弱势人群的救助安排;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包含硬件和软件;对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的支持。

  “其实,历年的五年规划中都有类似的界定。‘十五五’规划中应该也有该类分类。”余永定说,只有在确定了项目之后,才有可能计算政府在多长时间内应该和能够提供多少资金。同时,还需计算为地方政府化债、稳定房地产市场所需的钱财。只有把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并考虑2025年消费、其它投资项目和净出口的可能增速和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钱财,经过反复调整,才能最后计算出为实现GDP增速目标,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相应发债规模。

  “中国可以投资的条件设施项目俯拾皆是。”余永定补充道,除传统基础设施项目外,在“两重”建设、“新基建”,和公共投资(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我国的投资缺口仍然明显。

  余永定表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直接弥补总需求不足,而且能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他表示,在某些领域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确存在“超前”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不存在已经饱和的问题。在总需求不足情境下,基础设施投资存在一定水平的“超前”也是正确的。问题关键不是投资项目的有无,而是有关方面的决心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住建部:有力有序推行现房销售

  现房销售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2024年以来,多地出台现房销售相关文件,很多城市明确表态,将向现房销售逐步过渡。2024年12月,住建部召开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其中提到,大力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有力有序推行现房销售。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从推进现房销售的视角看,一是让各大城市尽可能取消限购,恢复市场化的本质特征;二是要监管好住房销售的每个环节,保护好购房者的利益,同时要监管好利益相关方,包含开发商、托管行和购房者的表现。

  “北京、上海进一步放开限购很有必要。”管清友认为,尽管放开限购能有多大作用存在不确定性,但从现在来看,“限购已经没有太大必要了”。

  “这些年房地产业有大发展,也有许多教训,其中就包含现房销售问题。”管清友直言,“可以学习一些比较成熟的国家模式,在房产销售环节,销售到哪一步、交哪一部分钱,钱由谁来托管、钱不能挪用,应该非常严格。”

  “现在相关部门也不太希望销售期房。期房在过去造就了大量烂尾楼,使各方尤其是购房者受到了特别大的损失。目前体制下,房子出了事情,风险通常都由购者来承担,这显然不得人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记者表示。

  “其实,在目前房屋销售比较艰难的情景下,市场自身就把期房销售给淘汰了。这也是经济的自然需要。购房者希望买现房,销售部门希望卖现房。这些市场条件决定2025年的现房销售推进过程或将较为顺畅。”苏剑表示。

  “推进房地产趋稳,要看房地产行业本身的去化过程,也有赖于整个国民经济,包含人们的收入、对将来的期待等方面,这就不是房地产本身能做的了。”管清友称。

  苏剑预计,未来 老百姓 还房贷的利率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国际形势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还在加深。在这个情境下,国家会逐步增加扩内需的力度,利率可能会逐步下降。这对 老百姓 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增进平台经济领域各方主体互利共赢

  增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事关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是近年来市场监管职能部门关注的关键。强化反垄断执法、出台政策扶持中小微经营主体、处理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钱”问题、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专项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推动平台、商家、消费者等各主体健康发展、共享红利。

  接着,增进平台经济领域各方主体互利共赢,仍是相关部门的关键工作内容。

  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下一步,其将强化反垄断执法,增进平台规则公平透明、降低平台内商户成本负担、着力整治利用平台规则破坏公平竞争、侵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等。

  针对上述措施,苏剑十分认同,他还提到,应该关注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

  “现在大部分劳动者与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就业合同。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形式可能会减少,而平台经济将会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主要方式。”苏剑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平台经济如网约车、外卖服务等,是劳动者跟平台签订合作协议,而不是就业协议。

  “这个情境下,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出现,他们的权益如何保证是重要问题。”苏剑说,平台和从业者存在不平等现象,一方处于弱势地位。“外卖员每天在路上急慌慌地跑来跑去,也是算法把他们逼得不得不这样拼命,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平台经济仍存在垄断问题。他举例称,平台对部分企业或产品排斥的现象仍旧存在,好比支付软件,一些平台只允许二者选其一。这显然是一种不正当竞争。

  在苏剑看来,2025年监管职能部门的关键是反垄断,要让一个平台内部的各种产品公平竞争,同时要避免平台随着自身的发展,对从业人员越来越苛刻。平台经济的利益分配机制要调整得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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