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舆论场里关于“集采药”的话题满城风雨。
今年地方两会上，有多位政协委员关注到集采药品的质量和疗效问题，并分享了自己基于临床实践的经验和生活中的个体感受。
有本职工作是医师的委员坦言，在这么低价情境下，药物质量可能不稳定，好比“抗生素过敏、血压不降、麻醉药病人不睡、肠道准备的泻药不泻或量不够”。
看着密密麻麻的跟帖，很多网友心有戚戚：集采药效果似乎真的不如进口药或原研药。很多人甚至觉得，集采制度本身就是顶尖的锅。毕竟，谁都懂一毛钱一分货的事理。钱是降下来了，货还能好用么？
这个事理，很符合大众直觉和经济学常识，在大部分情境下都成立，但在药品领域，还真未必。
为啥这么说？有个基本逻辑需要澄清：集采制度本身和集采药品质量，实际上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混为一谈反而会模糊讨论的焦点。
一个已经被多起案件证实的情景是：我们用的部分药品，存在着价格虚高的情景，背后往往牵扯腐败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带金销售”：医药代理商为了让药品进医院而送出的回扣，最终都转化为经营成本，造成药价虚高。但问题是，这部分虚高的价钱，大部分由代理商获取了，生产企业并没有获得相应收入。这就导向了一个吊诡的格局：药品价格上去了，药品质量却没跟上。
所以也就不难明白，站在代理商立场上，从生产企业拿货的底价和其销售价之间的价差越大、适应症越万能，就越是“好药”。前两天国家医保局的官员说得更直接：虚高的价钱原来就没有形成企业利润，没有用在质量上，没有用来研发 创新药 ，而是进入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题片中贪污腐败分子家中的夹墙里。
恰恰是集采制度，跳过了代理商环节，通过公开竞争，让中标药品直接进医院。这就挤掉了很大一部分价格水分，大幅下降了用药成本，尤其是一些终身服药的慢病患者和收入不宽裕的群体，受益很大，也有能力负担更顶级的药物了。
所以说，妖魔化集采制度，真没必要。
但社会对集采药效的担忧，的确也是客观存在的。归根结柢，这是一种朴素的信息焦虑：集采药里有多少是仿制药？仿制药和原研药的不同究竟是啥？实际药效如何？很多人其实其实不知情，也不清楚能从什么渠道获取信息，来填补这种焦虑。
而且，医药集采药效和患者体验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感受上的温度差。普通人没有医疗机构相关的检验条件，对药效的感知经常依赖一种直观的“体感”：过去好像一天就好了，如今两天才好，是不是集采药效的问题？未知引发焦虑，焦虑造成恐慌，是一种常见的链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效应，会进一步集合、放大这样的恐慌。
其实，为提高仿制药质量，中国自2016年起，就开展了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指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准则，分期分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
具体来讲，一致性评价需同时满足药学等效性和生物等效性两方面。能够过评，是参与集采的条件门槛。根据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目前，全国每年抽检各类药品 20 多万批次，总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99% 以上。
当然，有一些业内的担忧考量到了更高质量的医疗诉求：现行一致性评价缺乏临床等效性研究，不等于于高质量保证，需要更高要求的行业标准和企业内控标准。
更进一步讲，对药效的一致性评估，也不能完全一劳永逸。有医疗人士曾建议，一致性评价不能成为一次性评价，务必长期观察病患的各项指标，尤其慢性病药物的副作用潜伏期更久。
回看这次上海两会上委员们的联合提案，也是强调了要严管控整个药品质量的监察管理体系，确保药物和一致性评价进程中的各项药效完全相同；完整公示一致性检测结果，不仅局限于容易的名录列举；建立统一的反馈平台，收集临床医师对于集采药品使用的药效情况及意见，及时反馈等。
归结到底，这些提案表现出一种一致性的努力：要填补公众、医疗一线和集采药监管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差和感受度。
这不仅仅意在消除一些没必要的恐慌，让大家能更放心地用药，更是为了形成共识，从而让不同社会主体能够“握指成拳”地合力直面问题、处理问题。
集采药的质量，不仅仅关乎集采制度，其实也和药品研发、药品质量监管、药品使用等环节心心相印，这就涉及企业、药监、医院等不同主体。有业内人士就建议，应该由医保和药监等多部门配合，对原研药与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评价作出更细致、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种解释，显然不能停留在政策和文本层面，更要听到一线的声音，这同样是消减信息差的过程。真实的反馈，往往是查漏补缺、消除恐慌的最重要依据。目前来看，如何让研究在设计上更合理，能够并入更多不同方面的声音，让论证更加充分，仍需更多积极有为的制度安排。
其实，甭管是两会上的委员建言、网友的跟帖讲述，还是医疗专家的意见和科普，亦或是相关部门对社会监督的积极回应，都是一次次“有为”的努力。
这同样基于一个朴素的事理：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才有更多的可能去更好地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