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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如何看2025年世界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

查看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1-27 11:16:36    文章分类:商业洞察   
专题:世界经济

  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

  2024年部分非美货币相对于美元升贬值幅度

  数据来源:wind,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

  中国制造业全球占比有望持续增长

  数据来源:OECD,UIODI,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

  过去的2024年,世界经济逐步复苏,通胀水平总体回落,各国货币政策纷纷转向,逆全球化阴霾笼罩,地缘政治风险此起彼伏。随着2025年到来,世界经济将显现哪些新趋势新变化?“特朗普2.0”环境下,中美经贸关系将如何演绎?对我国出口和人民币汇率将造成什么影响?

世界经济面临三大变数

  随着美联储降息、美国大选等相继尘埃落定,2025世界经济消除了部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各国货币政策放松、补库存持续推进等原因推动下,2025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复苏态势的同时,又迎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一是全球贸易冷暖交织。

  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的推动下,叠加各国竞相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等原因刺激,2025年全球贸易需求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世贸组织预测,2025年全球贸易额增速预计将从2024年的2.7%进一步升至3.0%。

  但特朗普第贰任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对全球经贸造成“多米诺骨牌”式的破坏冲击:首先,美国单向加征关税的对象较为广泛,不仅可能招致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群体还击,同时也将引发“沾染效应”,即越来越多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其次,在2024年初步得到修复的全球供应链可能再次面临破坏,除中国、欧盟、日本等商品和零部件供应终端外,越南、墨西哥等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节点国家也将因“断链”受到繁重打击。再次,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系将被进一步边缘化,全球化可能发生进一步倒退。各国将不得不寻求新的多边、双边或区域性贸易机制作为替代。最后,如果出现非常严峻的“脱钩”和席卷全球的贸易摩擦,或造成世界经济和各国消费者购买力出现巨大损失,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削弱全球贸易。

  二是各国货币政策加速分化。

  2025年,全球通胀水平总体下行。在原油价格持续下跌、供应链逐步修复和各国劳动力供应不断增长等原因推动下,2025年全球通胀形势将继续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4年5.8%的年均值降至2025年的4.3%。

  从历史经验看,工资、房租等服务价格有较强的粘性,使得各国通胀水平,尤其是核心通胀水平显现“易涨难跌”的特征。如果2025年货币政策放松过快,叠加工资—物价螺旋上升风险,不排除通胀压力会出现一定水平的反弹。对于美国而言,由于房租、工资等服务价格粘性的问题表现更为突出,通胀回落速度相对较慢。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大规模实施加征进口关税、收紧移民政策、较大力度减税等措施,可能进一步推动消费品价格上涨和职位空缺率增加,从而加大通胀反弹压力。部分新兴经济体为刺激经济而降息过度,同样可能加剧本币贬值并抬升通胀,形成“对外贬值、对内通胀”的格局。

  在全球通胀总体下行环境下,2025年各国货币政策分化趋势或将进一步增强。

  美联储在降息问题上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联邦基金利率需向中性利率水平靠拢。虽然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已降至4.25%—4.50%,但距离中性利率水平仍有相当距离。市场普遍认为,短时间内相对正确的中性利率区间为3.0%—3.25%。换言之,联邦基金利率至少还有125个基点期间的下调空间。另一方面,美联储又不得不高度警惕通胀快速反弹的危险。目前,美联储尚难以准确判断美国经济和通胀下行走势,在降息问题上的态度会更趋谨慎,强调未来政策调整需依据最新经济数据和预期来灵活决策。针对上述情况,美联储很可能不急于连续降息,而是高度关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经济的最新变化和通胀反弹力度。美联储2024年12月点阵图显示,2025年降息50个基点的机率相对较大。

  欧洲央行降息可能相对激进。由于欧洲制造业显现颓势,服务业增长也在放缓,尤其是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法、意经济同时失速,加之欧元区通胀水平回落速度相对更快,为欧洲央行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了更强的切实需求和更适宜的政策环境。2025年,欧洲央行有可能采取比美联储力度更大的降息举措,以提振欧元区经济。预计2025年欧洲央行还将再降息4—5次,累计降幅或超过100个基点,最终使关键存款利率降至1.75%—2.0%的中性水平。

  日本央行阶段性反向加息意图明显。日本央行最新会议纪要显示,未来或偏向紧缩货币政策的鹰派立场。这首先是为了抑制逐步抬头的通胀预期。2024年12月,日本消费物价同比增长达3%。其次是为了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2024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日元持续大幅贬值,明显推高了进口成本,同时对日本家庭造成打击,抑制了消费复苏。再次,日本工资上上涨幅度度较快。2024年,日本劳动者收入上涨幅度为5.1%,创1991年以来最高增速。最后,2024年12月,日本央行意外推迟了加息,并于2025年1月24日加息25个基点。由于日本当前面临的通胀压力其实不是很大,预计2025年,日本央行有可能采取小步慢走的加息策略,以避免对外汇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

  三是国际外汇市场振荡加剧。

  2025年,美元仍可能维持阶段较强走势。尽管美联储2025年上半年仍可能实施温和降息,但预期明显减弱。由于降息的间隔和尾部拉长,美元贬值预期有可能从快速贬值向缓慢贬值演变。2025年,欧元将显现弱势。美元指数是一系列货币的汇率加权指数,其中欧元在美元指数中占比近六成,欧元与美元系负相关货币,欧元的涨跌通常对应着美元的跌涨。如果2025年“美强欧弱”格局进一步深化,欧元大概率会持续走弱,而美元指数将获得更多上行动力。在特朗普政府实施较大规模贸易保护政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造成全球避险情绪升温加持下,2025年美元仍有可能受到投资者青睐,从而保持阶段性较强走势。但2025年美元其实不是没有走弱的机率,这将决定于特朗普政府是否会落实选举阶段提出的“弱势美元”政策主张:如果美元主动贬值,或压迫其它经济体被动升值,在市场预期一致的情景下,美元指数有可能波动下行;如果特朗普政府希望维持美元的强势形象以巩固其全球储蓄货币的领导地位,则美元维持强势的存在性较大。

  多重因素将推动欧元走弱。一是欧元区经济基本面整体偏弱,同时欧元区对美国出口市场依赖较强,2025年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将造成欧元区出口大幅下降,其国际收入与支出状况也将趋向恶化。二是市场预期2025年欧洲央行将大幅降息,将使得欧美利差加速扩大。三是欧元区主要国家政局不稳、财政纪律失衡将进一步弱化欧元的根基。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和经济表现低迷的环境下,欧元区多国陷入刺激经济和恢复财政平衡的“两难”。

  日元波动性可能加大。2025年如果日本央行实施进一步加息政策,有可能推动日元快速升值。另外,日本经济对国际贸易,尤其是对美国出口市场高度依赖。如果美国对日美贸易实施限制性措施,日元同样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更应注意的是,日元汇率大幅波动还可能再次造成全球性影响。如果2025年上半年日本央行加息力度超出预期,则有可能再次推动日元套利交易逆转,日本和国际金融市场也将重陷动荡。

中美经贸关系遭遇严峻挑战

  特朗普再次上台,加上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未来四年美国很可能不会改变对华遏制的整体立场,甚至会进一步加码竞争和对抗,给中国经济造成诸多挑战和压力。

  一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可控性增加。

  一方面,特朗普自身的施政特点容易激化冲突。从特朗普首个任期的表现来看,其经济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短视性、易变性、对抗性等特点表现较为突出。由于其倾向于采取极限施压策略来强逼其它国家作出较大的让步和妥协,因此中美经贸关系在其第壹任期表现出较大的冲突性。从特朗普最新的对外政策来看,其基本特点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因此第贰任期不可预测的危险仍然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对华立场可能更为极端,相比特朗普,甚至有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是所谓的“三权分立”政体,即便特朗普基于特定利益考虑,愿意在上任之初对中美经贸关系在部分领域采取阶段性的缓和态度,但美国国会仍有可能通过立法手段干扰、反对这一过程。2024年底,美国国会就《短时间政府支出法案》表决时,多名共和党议员站在了特朗普的对峙面否决了大幅推迟或取消联邦债务上限的要求。这表明,即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不具有绝对的影响力。2025年,美国国会推动立法取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限制中美正常经贸和科技交流的危险不低。

  二是中美合作空间可能被进一步挤压。

  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其行政团队中的对华强硬派和国会共和党极端保守派或联手推动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将中国定性为最主要的对手和假想敌。由于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既奉行贸易和科技保护主义、排斥清洁能源应用,也不太关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惩戒犯罪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从而可能造成未来四年中美之间合作的空间被不断压缩,甚至造成双方其实的“脱钩”。尤其是在中美科技合作方面,与民主党坚持缔造“小院高墙”,重点限制中美在半导体、 人工智能 (AI)和量子等领域开展合作不同,特朗普上台后,预计中美科技合作在各个领域将受到进一步限制。

  三是我国出口承压较重。

  2025年,中国将面临更为扑朔迷离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各国经济复苏分化,全球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中美贸易将面临更多新冲击、新挑战。

  尽管特朗普当选后,对我国释放了一点看似温和的信号,但这其实不意味特朗普政府会轻易放弃对华使用“关税大棒”,某种水平上是为了更有益于美对华开展经贸博弈和施压。一旦中国在随后的协商中拒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关税大棒”很可能会落下。尤其应注意和防范的是,不排除部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美国的鼓动和支持下,追随美国对我国采取加征关税或实施更大力度的反倾销、反补助、提高“本地制造”占比等贸易限制性措施的存在性。

  未来,这种严峻的挑战和环境能否对我国出口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特朗普关于对华加征关税的要挟,和美国国会取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是否会彻彻底底地推动落实;二是我国有多大能力抗衡来自美国及相关国家的贸易保护冲击。初步估算,美国对华关税每加征10%,中国出口或下降2%—2.5%,但较2018年—2019年的4%左右明显收窄。

不应低估中国出口的韧性

  2025年,尽管美国对华挥舞着“关税大棒”,一系列因素决定了中美贸易不会急剧收缩,中国仍有充分的韧性来应对贸易领域的严峻挑战。

  经过多年的调整,中国出口对美国的依赖已相对较低。特朗普第壹任内,于2018年下半年开始对华连续加征关税,平均关税水平从3.1%一度抬升至21.2%左右。当时对美出口在中国对外全部出口中占比超过20%,对我国的冲击的确较大。但目前这一比例已降至15%以下,对美出口进一步大幅下挫的空间相对有限。

  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和中高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每当全球经济出现很大问题的时候,处于低端的、很多国家能够参与竞争的产业领域,出口往往受到的压力较大。与其它经济体相比,中国全产业链优势造成的系统性出口供给能力较为突出,尤其是近年来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伐整优化,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中高端制造业对于稳出口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经合组织(OECD)统计显示,2023年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国家中,中国制造业产值全球位列第壹,占比为35%,美国为12%,日本为6%,德国为4%,韩国、印度为3%。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进一步预测,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全球占比有望进一步升至45%,美国、日本和德国则分别降至11%、5%和3%,韩国和印度保持不变,仍然为3%。可见,从中长期看,我国的制造业优势将进一步增强,从而有力地支持出口。

  近年来,中国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化。2024年,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占中国外贸总值近50%。2024年中国挖掘机出口72.67%聚焦在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光伏组件出口位居前列的市场分别为荷兰、巴西、沙特、西班牙与印度等;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则包含东盟、欧洲、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2025年,随着RCEP、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和中国与越来越多的欧洲、拉美和中东国家高标准双边自贸协定不断落地、深化、提级,中国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规模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中国快速发展的贸易创新有助于提升出口竞争力。中国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制造业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态势明显,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

  目前,中国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拜登在任内其实并没有取消特朗普对华商品加征的大部分关税,反而频繁运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行径试图限制更多中国商品,尤其是电动汽车、半导体、 太阳能 电池、钢铁、多晶硅和钨产品等所谓“战略性物资或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中国拥有稀有金属出口管制、去美元化等多种手段还击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在微观层面,中国企业也不断通过“出海”、开拓多元化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力发展 跨境电商 、开展新型离岸贸易等策略来灵活应对。

  去年底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具有相应的自发调理功能。特朗普竞选成功后,美元汇率随即走强,人民币遂进入贬值过程。2024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2.88%,且2025年1月初仍在持续下跌,这有可能部分缓释外部关税冲击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的不良影响,当然同时也会造成进口成本增加、资本外流等副作用,因这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应该可控。

  谈判通常是解决贸易争端的重要手段,甚至可能是十分重要的行径。中国在能源产品、粮食产品及部分制造业产品方面具有很大的进口需求。而美国在这些方面具有强烈的出口需求,中国可以成为相关产品的全球最大买家。这对于管控中美贸易摩擦和关税争端的烈度,缓和双边经贸关系将会发生很大作用,从而有助于稳定中国对美出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稳外贸”作为2025年重点经济工作之一。展望2025年,稳外贸政策预计将聚焦于培育外贸新动能、加大金融支持、扩大高水平开放等多方面。一是进一步培育外贸新动能,支持各地加快电子信息、智能家电、工程机械、医药等重点外向型产业链、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企业“出海”拓展多元化市场,扩大优势产品和中间品贸易出口规模;加快 跨境电商 发展,引导企业建设海外智慧物流平台,探索建设 跨境电商 服务平台;拓展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数字技术贸易等新贸易形式,积极发展通信、 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卫星导航等领域的对外贸易等。二是强化金融支持稳外贸。加强外贸领域的信贷投放,优化跨境贸易结算;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鼓励相关保险公司加大对 专精特新 “小巨人”“隐形冠军”等企业的承保支援力度;继续施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的作用,重点支持 跨境电商 、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等。三是加快高水平开放体制机制建设。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 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升级中国对外双边自贸协定,完成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协议,强化 跨境电商 、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领域的合作;加大引资稳资力度,稳步推进电信、医疗、互联网、教育、文化等服务业扩大开放。这一系列有针对性、有力度的举措势必有助于提升中国出口的韧性。

  (连平系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刘涛系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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