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军、靳东、李东生、张天任、李世亮……2025年全国两会，关注AI立法的代表委员，名单还可以列出很长。AI在机遇和风险并存中狂奔，每天都有新气象，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也有可能是受害者。
共识逐渐形成，AI立法势在必行，如何立法却是安全与发展的高难度平衡术。
任何领域的创新迭代速度都远超法律更新周期。生成式大模型的爆火，衍生了换脸拟声技术滥用：明星被伪造代言、普通民众遭遇诈骗、肖像遭恶意合成……雷军、靳东最近一年是屡屡上热搜的受害者。
案例背后，是法律对“技术失控”的无力感。当前，针对AI侵权的法律依据分散在一些基础法中，存在效力层级低、责任界定模糊等诸多问题。
AI的复杂性，使其立法路径平添争议。张天任、李世亮呼吁系统性立法，尽快出台 人工智能 领域的基本法；雷军、靳东关注AI换脸拟声立法等分级分类的单行法。
系统性立法，框架完整但可能严重滞后于技术迭代；小切口立法，实施灵活却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监察管理困境。
大而全还是小切口？全球范围没有太多先例。欧盟《 人工智能 法案》去年抢先颁行，因严苛性且破绽百出，遭到诸多 人工智能 从业群体的反对；美国除了加州有较多动作，整体上是极为宽松的监察管理策略。
不能抹杀创新，更不能放任自流，欧美两种路线不值得我们模仿。毕竟，技术和产业维度之外，治理标准、治理智慧也是AI全球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路径各有利弊，立法不是单选题，做好安全和发展的顶级平衡术，需要复式策略。代表委员的呼吁，自圆其说节奏不同，而中国AI立法的实践一直稳步推进。
国务院连续两年（2023年、2024年）将《 人工智能 法草案》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科技部不久前表态，将以发展为目标导向，坚持包容审慎治理，有序推进 人工智能 立法工作；《生成式 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人工智能 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建议稿）》等先行先试的规章制度相继推出。
AI立法道路上，强化监管和柔性监管其实不矛盾。强化的是，对明显有损公众利益行为的惩办，柔性的是，对前瞻技术、应用探索的“法无禁止即可为”。
立法不是枷锁，是AI创新的护航者。AI立法显现于法条，但雷军、李东生这样的从业者和李世亮（律师）这样的观察者，初衷是一致的。
法律专家很关键，企业的实践也很关键。诸如监管沙盒、实验性治理等柔性工具，如果运用到AI立法进程中，好比允许企业在特定场景测试责任规则，再将企业经验转化为立法智慧，不失为一种选择。
AI发展的安全，是终端、数据、模型的多维度安全，AI立法的完善，也是多维度的补足，慢不得急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