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及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定调不变，降准降息箭在弦上，楼市股市要稳中向好。而大力提振消费、有效预防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也成为实现年内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
在首席专家眼中，报告有哪些亮点？宏观政策实施的力度与节奏如何把握？如何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针对诸多热点问题，北京商报记者专访了 中银证券 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管涛。
市场抢跑宽松货币政策
实际等于帮央行完成降息操作
关于2025年货币政策，报告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施展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提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便利度。
回望过去十余年我国货币政策基调，20十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转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表述也一直延续到2024年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对前几年货币政策操作的确认。”管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管涛指出，若与国际的货币政策框架对标，2011—2024年间，中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属于中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但自20十年开始，中国经历了超长周期的降准、降息。这次重提“适度宽松”实际上就是对前期支持性货币政策的确认，但方向仍然是要进行逆周期调养。
管涛表示，报告中明确提到要保持流动性充裕，要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将推动物价合理回升作为当前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些均指向货币政策是偏宽松的。
2024年末流动性宽松预期下，金融市场率先反应。2024年12月初，长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历史性地跌破2%。在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开展之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下行，一度跌至1.60%附近。
在管涛看来，监管提出“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后，市场利率加速下行，市场抢跑适度宽松，实际上等于市场帮助人民银行完成了降息的操作。“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还是复杂严峻的，内外部都有许多不确定性，货币政策要兼顾长短时间目标、稳增长和防风险和统筹内外部均衡，这就在提高政策传导效率方面，对货币政策的操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涛说道。
在提高政策传导效率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正在与货币政策总量功能形成合力。报告提出，优化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更大力度增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提振消费和民营、小微企业等的支持。其中，“增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第壹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管涛指出，当前面临的困惑是中长期一些深条理的结构性矛盾开始袒露，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有助于精准滴灌，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未来可期，将在人民银行货币调控中饰演重要角色。
管涛表示，人民银行在2024年末针对股市创新的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均属于内嵌式的逆周期调养工具。下一步，人民银行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机构参与，另一方面要不断地优化相关的政策，提高两项工具使用的便利性。楼市方面，除了完善前序保交楼和房企纾困方面的相关政策工具外，今年报告提出允许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和专项资金，进行土地和存量商品房的收购，该部分后续可能会有配套的金融支持政策出炉。
降息的主要条件不是看汇率
政策利率其实其实不是越低越好
随着报告明确2025年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基调，并再次提到适时降准降息，让市场对于后续政策走势有了更多期待。
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核心工具之一，降息的本质是通过降低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下行，进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刺激经济增长。而在经济转型与货币政策框架优化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政策利率体系正经历深度调整。
2024年以来，人民银行通过重构政策利率锚定机制、创新结构性工具等方式，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2024年7月，人民银行宣布将7天期逆回购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利率，淡化其它期限工具的政策信号功能，以7天期逆回购利率为短时间政策利率中枢，通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形成中期政策利率走廊，构建起“短时间利率引导+中长期利率调养”的双轨框架，这一改革使政策利率体系更趋简化。
近年来，在流动性总量保持合理充裕的环境下，我国融资成本明显显现下降趋势。但在多重因素考虑下，政策利率其实其实不是越低越好。针对这一情况，管涛结合我国融资结构进行了解释。
“美国实施零利率量化宽松，是因为其融资结构以直接融资为主，美联储降息可以通过债券和股票市场传导出去。而中国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占比超过七成，货币政策的利率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去传导。这一模式下，银行信贷渠道传导受到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重约束。需求端考验市场主体投资和消费的意愿，其实其实不是利率越低，大家就越愿意贷款；供给端不一定是人民银行的货币紧缩，还要考虑银行的净息差。”管涛表示。
管涛指出，净息差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如果政策利率下降过快，银行净息差过窄，一方面会影响银行内源性的资本积累，进而影响信贷扩张；另一方面，一旦净息差和不良贷款比例出现倒挂，意味着信贷业务不足以覆盖它所承担的危险，就会抑制银行放贷的积极性。
金融市场的传导效应下，政策利率下行随同着净息差收窄，2024年全国商业银行曾经三个季度出现净息差与不良贷款比例持续倒挂，尤其是中小银行这种情景出现得更早。管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金融市场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银行净息差与不良贷款出现倒挂后，由于银行放贷的积极性下降，增加了安全资产的配置需求，加速了国债收益率的下行。
综合前述情况，管涛认为，虽然当前统筹内外部均衡任务很繁重，但其实其实不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掣肘，更关键的是通过强化人民银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这样更有助于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的下降。
值得强调的是，有市场观点认为，降息释放的流动性会造成人民币贬值。“人民银行降息肯定是会的，但降息的条件主要不是看汇率。其实，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双向波动中整体显现升值走势，对利率的掣肘并没有市场预想的那么强。降息更多的还是考虑银行负债端成本能否合理下行，以维持正确的净息差水平。2024年四季度，银行净息差与不良贷款比例重新转正，这可能打开了人民银行利率政策操作的窗口。”管涛指出。
再看备受瞩目的2025年的第壹次降息何时能落地，管涛称：“在财政全面发力，且中央要求出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的情景下，3月份央行降准降息还是很有希望的。”
三大逻辑支撑汇率走强
平常心看待波动
“货币政策适度宽松”“适时降准降息”之外，稳汇率近期也被金融监管职能部门频繁提及。报告指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在3月6日下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最新表态称，在汇率上，人民银行的政策和立场是一贯的，将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同时，强化预期引导，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自2024年末以来，内外部因素的多重交织下，人民币汇率在坚韧中经历明显波动。从内部因素看，国内货币政策转向，叠加利率政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市场预期的变化；从外部因素看，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美国开启“特朗普2.0”、激进关税政策接连出炉等，也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冲击。在经历连续的贬值后，离岸人民币、在岸人民币在新旧年交替之际先后跌破7.30关口。
“2024年末至2025年初，市场总体对人民币是偏灰心的，还有传言说部分个人用户在2025年初迅速将5万美元购汇额度全部兑换并用于购买外币理财产品。从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25年1月银行结售汇的逆差较大，甚至创下2022年本轮汇率调整以来逆差的新高。”管涛表示。
但市场的快速变化，再一次展现了人民币汇率的韧性。1月20日，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先后对我国施加了两轮关税。在外部打压遏制不断升级的情景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然保持在7.30关口上下波动，且整体显现升值走势。尤其是全国两会期间，上上涨幅度度明显，双双升回7.24以内。
数据显示，截至3月7日20时40分，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7.2344，年内升值0.89%；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7.2340，年内升值1.41%。
究其原因，管涛从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管涛认为，当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振荡走强主要源于三大逻辑：一是国内经济复苏超预期，春节文旅消费回暖、《哪吒2》创全球票房纪录等现象级事件，叠加DeepSeek、杭州“科创六小龙”等新经济标杆的崛起，明显改善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复苏质量的认知，提振了境内外投资者对于中国资产重估的期待；二是特朗普政府升级经贸摩擦，叠加近期一系列经济数据疲软，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造成美元指数从110高位回落至104下方附近；三是人民银行有效引导市场预期，频繁发声和调控，释放了较强的汇率维稳信号，一定水平上缓解了市场贬值恐慌情绪。
管涛进一步提醒市场参与者，后续人民币汇率走势还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如若防范化解外部冲击应对适当，人民币汇率中枢有望偏强。要平常心看待汇率的波动，根据人民银行的说法，汇率测不准是一定，双向波动是常态，单边押注人民币的涨跌都是不可取的。
实现5%增长还需努力
不发展是卓越的危险
在报揭发布前，管涛曾预测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GDP）有望实现5%的增长，这也与报告中提出的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相一致。报告提出，我国2025年经济增速主要预期目标设定在5%左右。
为何是5%？管涛表示，2020—2024年的五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复合平均增长是4.86%，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随同着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就业不充分、物价低位运行等现实处境，这表明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产出，即存在所谓的负产出缺口。这也意味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仍然在5%左右。
“2024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包含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逆周期调养，这有助于中国收敛负产出缺口。如果相关措施能落实到位，我们仍然能保持5%左右的增长，这也是市场的基本共识。”管涛分析称。
不过，管涛同样提到，在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持续加深，国内长期积累的深条理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的环境下，5%左右的期待目标其实其实不是马马虎虎就能够达成的，还是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整体来看，正是在多方因素的综合考量下，报告在部署了2025年的关键工作时，强调坚持经济稳增长底线，在提振消费、扩大投资、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激发 数字经济 创新活力等多个细化领域提出要求。同时，突出表明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即房地产市场、地方债务和金融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谈及如何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管涛指出，两件事情同等重要，不发展是卓越的危险，不能为了防风险牺牲增长。但假如不及时地消除经济、金融领域存在的各种脆弱性风险，增长也难以行稳致远。
“要实现均衡发展，就要‘三管齐下’，”管涛建议，“一方面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养，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发市场活力，消除抑制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另外，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