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专家谈企业出海 - 数据合规和隐私安全是-生命线- 应该提高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库存冗余度

　　当前，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我国日益深化的制度型开放更是“加速跑”，一系列新政策逐渐出台，为开放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全球经济如何实现平衡增长？中国企业要抓住哪些制度型开放的新机遇？怎样才能成为真实的国际化企业？在出海战略、再造优势方面又该做何选择？

　　8月15日，在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第四届智荟中欧·北京论坛上，聚焦“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机遇与应对”，多位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图：第四届智荟中欧·北京论坛周頔/摄

　　要在三个领域扩大开放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在主旨演讲中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变局下主要经济体的地位和作用。他表示，2023年全球GDP总计约105万亿美元，仅有中美两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且两国之和约占全球总GDP的45%。

　　朱光耀表示，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影响巨大。双方的贸易争端问题，是需要在发展中有效解决的课题。“如果全球分裂成两个对峙的集团，建立两套平行的供应体系，将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极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明确给出了他们的测算：如果建立完全平行的两条供应线，对全球GDP的不良影响约是7%至12%，说白了全球GDP总额要减少7万亿至12万亿美元。”朱光耀称。

　　这时，朱光耀也指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如今，东盟已成为我国第壹大贸易伙伴，要重点考虑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之下，更加增进相互的融合与互利。

　　另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快制度型开放做出了安排，朱光耀分析认为，这彰显出中国已经从界限的开放、商品贸易和市场准入的开放，到如今要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上与国际同步，迈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他强调，要继续坚持维护和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挖空心思推进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议的签署，抓紧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 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DEPA），在投资、贸易、数据流动等领域扩大开放。

　　要在供应链环节提高库存冗余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企业建设是重中之重，其中企业全球化又是一个要点。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欧企业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黄生表示，当前，A股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正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在此进程中，地缘政治等原因造成的挑战和问题也在增加。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了13%，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降低了20%。这意味着结构性的变化已经有体现。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中国企业要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面临的危险和挑战？又该怎样更好地实施国际化战略？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刘培林认为，微观上全球企业都推行“零库存管理”，这么做降低了企业成本，但从全球供应链韧性角度看，就会形成合成谬误，降低了供应链抵御突发冲击的韧性。刘培林指出，应该在供应链关键环节提高库存冗余度，这也许会比之前的成本提高一点，却比各国自建完整供应链的成本低得多，同时也能增进全球分工体系正常运转。

　　刘培林同时建议，可以将国家对外援助资金中的一部分作为出口信贷基金，用于支持其它发展中国家购买中国企业的工业设备。这样，对方国家得到的是制造业项目和工业化能力，也能建立资金流和项目还款能力，而国内企业设备大规模更新也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对外援助的钱财流和回报率也会更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法国依视路会计学教席教授许定波则表示，全球化对我国和世界经济增长造成的好处显而易见，而“脱钩”对双方都会造成巨大的本质伤害。真实的全球化企业要利用全世界的资源，以开阔的胸襟拥抱全球竞争和合作。

　　对于中国企业如何推进全球化运营，许定波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全球化有其阶段性，企业出海在不一样的阶段要谨防关注不一样的问题；二是调研各区域市场的不同，关注地区和国别风险的特点；三是分析如何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好比完整的生产和供应链体系等，为当地赋能；四是在治理海外公司时，要控制核心的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系统和业绩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施展当地团队的创造力，融入当地文化，成为一个好的“当地企业公民”。

　　保障安全最根本手段是以开放破“围堵”

　　在企业全球化经营的大形势下，开放与安全的平衡问题备受各界关注。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中国WTO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分析称，保障安全的最根本手段是以开放破“围堵”。

　　崔凡指出，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模式已发生变化，尤其是今年在开放领域亮点频出：今年3月国家先后出台了全国版和自贸区版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增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4月份发布了《关于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的通告》，部署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等四地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取消包含互联网 数据中心 （IDC）、内容分发网络（CDN）等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7月份出台了《关于创新信息通信行业管理、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进一步试点扩大增值电信业务开放，并深入推进电信业务向民间资本开放。

　　崔凡认为，这一系列改革举措在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同时，也彰显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水平仍在上升，将给企业提供巨大的机遇。随着制造业对外资股权限制措施的清零，下一步对外开放的关键将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电信、数据等 数字经济 的核心产业。依赖数字技术发展的跨境交付服务贸易，也是当前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亮点。

　　中国企业出海涉及数据跨境流动，需满足境内外的监察管理要求。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信息安全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委员洪延青曾参与多个国家标准的制定，他关注到目前欧美国家仍然没有放松对于数据向中国流动的制约，影响了中国企业全球一盘化的运营。

　　“在世界各国对于数据和 网络安全 要求日益提高的环境下， 数据安全 和个人信息保护是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重要命题。”

　　洪延青呼吁，企业在探索海外市场时要高度重视数据和网络方面的合规工作，尤其是 数据安全 、个人信息安全和 网络安全 ，要将其视为“生命线”，缔造法律团队，规避数据合规和隐私安全的“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