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洞察
【不良资产】深度 - 催收江湖迎变
【查看信息来源】 12-25 19:17:39不良市场具有逆周期的属性,在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按下“加速键”时,催收江湖悄然壮大。
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3.4万亿元人民币。业内人士透露,如果将破产重组等潜在不良并入进来,规模还将进一步提高。
但催收业务本身极具复杂性,在债务人违约与债务人权益保护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近年不妥催收、暴力催收逐步得到遏制,合规推进的另一面,以往的法催电催业务遭遇收紧,面临“光明顶之困”,催收市场格局生变。
“光明顶之困”:法催电催收紧
催收是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一个重要手段,主要包含自身催收和委外催收,目前主流是后者。相比自建团队,委外催收成本相对更低,但第叁方催收机构水平良莠不齐,暴力催收事件频发。2022年起,公安部等相关部门部署开展了打击惩办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瞄准“裸聊”敲诈、套路贷、软暴力催收等犯罪活动。
以催收巨头永雄集团为例,该公司于2023年5月被安徽警方查办,26人因涉寻衅滋事罪被移送起诉;2024年5月,永雄集团宣布不再从事具体催收业务,将完全转型为一家帮助催收行业及催收公司发展的科技服务型公司。“这件事对行业影响非常大,各家都更重视合规,也更加谨慎了。”一位资深个贷不良资产业务人士说道。
作为催收的另外一个主要手段,法催难度同样上升。前述人士称,2021、2022年前后,法催出现了一点新形式,好比集中立案制,当时很多地方兴起互联网法院的法催处置模式,给不良资产处置造成了极大便利。但新形式也造成新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中的“协议管辖”,当双方当事人纠纷发生后,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服务器所在地等的人民法院管辖。
“那两年通过(这种形式)变相改变约定管辖,好比债务人在北京、金融机构在上海,但立案在新疆。我可能一共欠几千块,却要跑到新疆去法院告,这种约定极大地损害了债务人正当的诉讼权益。”该人士表示,2024年7月最高法出台了一份征求建议稿点名这种行为,尔后不良处置司法处置难度再次增加。
管辖之外, 立案难也成了桎梏法催工作的困扰。
某中部城市区一级地方法官就曾对记者说,从目前接收的案件来看,立案周期长达4个月,从立案到受理还需要一定周期。此前还有某法院2024年排案30万件的传言,侧面显露出了立案所面临的挑战。知情人士还对记者说,地方法院还曾为某从事网络贷款的民营金融机构限制了今年度的立案名额,超出部分将不予立案。
北京信用学会首席法律顾问卜祥瑞对记者说,在不良处置当中,尤其是对公不良处置当中,债务人会通过失去联系、拒不协商等方式逃废债,此时通过诉讼形式获得执行判决以确权,就成了不良处置的无奈之路。
通常情境下,催收的施压力度与回款额成正比,在电催法催均收紧后,催收方回款状况下滑进一步反映到坏账包的收购价格上,今年出现了很多“骨折价”收购的情景。
抵押物价值缩水也影响着收购价,多位受访者提到抵押物贬损的问题。某中部省份的地方法官对记者说,金融机构中常有几百万元的个人经营贷债权难以收回,但债务人拿来抵押的设备流通性很差,平均执行率低至10%。某司法拍卖的职员对记者说,司法拍卖一拍普遍打七折,二拍再打八折。“很多房地产企业,几千套房子连地块一起拍卖,可能几轮都拍不掉,最后只能申请执行人想法子接盘,以流拍价以物抵债。”该职员称。
中指法拍数据库监测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截至11月底,2024年累计成交法拍住宅拍品数量约10.4万套,总成交金额1471.9亿元;较2023年累计成交9.9万套增加约6.1%,2023年同期总成交金额1503.6亿元人民币,减少约31.6亿元人民币。房产拍卖成交量攀升之际,成交总额却显现出同比下降的 势头,这一反差现象的背后,与抵押物价值的贬值紧密相关。
股权处置也有类似的问题。执法人员称,由于股权的评估比较复杂,可能查封时还是上市的股票,等评估完了,公司就跌到其它板甚至不公开流通了。
“门派林立”:多家银行自建催收团队
市场格局正在演变。今年以来, 交通银行 、 光大银行 、微众银行、三湘银行等银行相继发布关于催收人员的招聘信息,并设有较高的门槛。
例如5月29日,微众银行发布一则关于业务运营支持岗位的社招信息,该岗位的日常职责包含委外催收作业、品质合规性、催收强度的检查监测,确保委外催收机构不良资产清收资源投入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等。该岗位要求有至少5年委外催收管理或至少3年一线催收相关的工作经验。
5月31日,三湘银行发布招贤海报,面向全国引入顶级催收管理人才和顶级电催人才。应聘这两个岗位不仅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优先考虑金融、法律、财会等相关专业背景,还要有五年及以上催收管理工作经验,并且需具备优良的账款催收技巧,能独立主导催收技巧培训及催收任务指标达成。
对于银行着手自建催收团队,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徐文鸣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一是监管规范趋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施展催收主体责任。“2022年原银保监会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增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公告》和今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互联网金融贷后催收业务指引》等监管规范,强调了压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催收管理主体责任和 数据安全 保证责任,并在隐私保护、催收方式等方面强化对第叁方催收机构的监察管理,使得委外催收的合规成本增加。”徐文鸣表示,银行业金融机构考量到监管要求和成本因素,着力自建催收团队。
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化信贷业务与审慎经营的自身需要。徐文鸣称,为应对不良资产持续上行压力,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实现信贷一体化管理,强化信用贷款业务审贷分离和贷后管理方面建设,自建团队催收是加强贷后管理的措施。一方面自建的催收团队能提高催收质效,降低合规性风险并维护客户关系,另一方面自建团队能加强对用户数据池的分析,实现对前端审核、贷款部门的正向信息反馈,提升信贷业务质量。
三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升盈利能力的切实需求,在息差下行、行业信用风险有所增长的环境下,催收成效对银行业净收入有明显影响,长期视角下自建团队催收能提高回款率,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缓冲垫”的补充,有益于提升盈利能力。
记者曾统计18家银行(包含6家国有行和12家股份行)2024年中期财报发现,有同比数据的14家银行,零售不良率全部上升,零售业务风险也是多家银行业绩会的焦点问题之一。零售信用减值损失还会冲击银行利润表现,例如一家股份行上半年零售银行业务营业收入66.54亿元人民币,而信用减值损失 (计提)/转回其它业务成本高达48.89亿元人民币,利润亏损总额9.6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逾4000%。
银行组建团队下场催收,未来是否会替代委外催收成为主流?
徐文鸣分析称,自建催收团队相对委外催收具有不同样的优势,未来可能会同时并存。
他进一步解释道:“一方面,委外催收能够降低成本,有助于银行分散风险,同时提供了责任缓冲,鉴于银行的经营和风险管理要求,和其资源天赋优势,委外催收可能具备更为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银行自建催收团队能够实现更强的控制力、更好的顾客关系管理和更高的合规性,也有助于保障客户信息安全”。
因此,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委外催收往往是更佳的决策。而大型银行能够承担更高的合规要求和催收成本,可能会保持一定规模的自建催收团队,针对账龄短、预期回收率高的坏账进行催收。
透明合规、仲裁执行是“倚天剑、屠龙刀”
催收市场体量是否会进一步增长?一位专业做综合法律服务和不良资产投资处置人士预测,随着经济下行,各个银行坏账率会持续增加,未来催收市场规模还会继续扩大,这是银行的刚需。千机投行在报告中也称,中国催收行业的发展前景仍然广阔,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企业需要在合规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品质,积极应对市场和监管的变化。
这令金融机构的不良处置继续承压。面对不良资产的处置挑战,各大金融机构在积极组建内部团队的同时,亦在转变以往的处置思维模式。当传统催收方式时已经难以满足催收转化需求时,催收的透明合规与变换司法处置手段或成为破局的“倚天剑与屠龙刀”。
人工智能 AI工具为催收业务造成了新的可能,促使催收业务更加的公开化、智能化、法治化。例如在国内不良处置机构中排名前五的民营AMC中,就有两家已涉水AI新工具。浙江东岸科技有限公司聚焦不良资产处置管理与数字决策系统服务,通过自主研发的系统如东岸须弥系统,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运营管理,也推动了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另外,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也采用了以“ 大数据 +AI技术”为支撑资产管理公司。
有银行也已试水。例如 浦发银行 引入的FICO CCS自动语音催收系统,通过AI技术来提升催收效率。目前技术提供方已经有上市公司参与,好比 神州泰岳 就研发了泰岳智呼系统。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包含 人工智能 催收在内的AI/ICT运营管理业务贡献了5.43亿元的收入,毛利率为16.09%,同比增加27.06%。
“智能催收可以提升催收效率,一是可以减少人工投入;二是通过不同催收方式,可以提升触达率;三是可以降低与欠钱人的矛盾冲突,降低投诉率。”前述专业人士称。
在司法催收中,各机构也纷纷转向诉前调解、仲裁执行、分散诉讼等高效的司法处置方式。
卜祥瑞对记者说,仲裁以其精湛的判断力、强大的拒斥力、完善的内控力和高效的执行力,或成为缓解法催立案难、周期长的有效手段。“据了解,在全国仲裁的60万件案件中,涉及标的钱财达1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金融仲裁占比近三分之一,北仲、贸仲等大仲裁机构中,金融仲裁的占比更高。”
一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某国有大行已在商定通过与债务人达成仲裁协议,以求高效处置不良资产的内部计划,并就具体操作事宜向地方仲裁机构问询。
不仅对公业务,在化解个贷不良债务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方面,仲裁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例如,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4年8月成立了速裁工作专委会,积极回应商事争议当事人对于经济、便捷、高效解决争议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