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生娃后谁来带？多地探索3岁以下婴幼儿托班

　　生完小孩后怎么带，这是当代夫妇的一个难题。

　　2024 年，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推进 托育服务 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国务院报告”）时提到，多地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 3 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受行业发展阶段及服务价格等多种原因影响，目前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 7.86%，现有托位缺口较大。

　　从国际范围看，2018 年 OECD（经合组织）国家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平均为 33.8%。而在我国，对很多家庭而言，交给爷爷奶奶带或让妈妈在家“全职”带小孩，是更常见的做法。

　　不过，近年来为了减轻双职工家庭的“带娃”压力，多地开始探索生育友好岗、婴幼儿托育等服务。

　　最近，在2025年上海首场大型招聘会上，就出现了“生育友好岗”——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或 远程办公 、灵活休假、绩效考核等柔性管理方式。此前，广东、山东、河北等地也有类似岗位。

　　另外，北京、浙江杭州、广东深圳、福建厦门、湖北武汉等地已经开始探索乳儿班。好比浙江温州一所公立学前班为 6 个月以上-3 岁以下的婴幼儿提供 托育服务 ，开班后已经有 6 个月大的小孩入托；北京的八里庄儿童成长中心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托位；福建厦门思明区对普惠托育机构开展乳儿班、托小班激励性入托奖补及租金减免等政策。

　　国家政策也在鼓励扩大学前班托班招收婴幼儿范围。2024 年 11 月，酝酿了 2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学前班开设托班，提供 托育服务 。

　　多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超三成

　　在世界范围内，多国已经建立了3岁以下婴幼儿的社会 托育服务 体系。

　　数据显示，2018年，在韩国3岁以下婴幼儿中，超六成入托。其中，韩国2岁幼儿的入托率高达92.1%。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2岁幼儿的入托率也有56.5%，1岁幼儿的入托率达到33.2%。

　　作为全球生育率倒数的国家，日韩为了让年轻人生孩子使出“浑身解数”，提供了优厚的托育政策。这两个国家的入托率在连年攀升。

　　从整体上看，2018年OECD 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平均为 33.8%。相比之下，2024年的报告指出，中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实际入托率仅有7.86%。

　　然而，与低送托率形成反差的是，我国的学生爸妈们实际上有着旺盛的送托需求。

　　《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下称“2019年监测调查”）询问了6万名15-49 周岁的中国女性，结果显示实际上有27.6%的育儿家庭希望将子女送托。原国家卫计委 2016 年在全国十城市调查中发现，有 1/3 的家庭有社会 托育服务 需求。2024年发布的上述国务院报告也显示，多地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

　　需求这么旺盛，那为何中国送托率如此之低？

　　“孩子年龄小，舍得送托班么？”

　　此前，网红Papi酱在综艺中透露，自己把1岁3个月左右的小孩送托儿所，结果被部分网友责怪没有责任心——“这么小送过去小孩没有安全感”“这么小的小孩，谁舍得送去全托呢？”等评论比比皆是。

　　这些网友的思路其实不是个例。2019年监测调查显示，不送托的主要因素包含孩子年龄太小、有人照看、收费太高。

　　针对孩子年龄小，不想送或家人不让送的情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一是受到中国家长的教育理念影响，担忧孩子有分离焦虑等诸多问题，另一是对托儿所质量的不放心。

　　近些年，学前班或托儿所曾爆出几起虐童事件，一定水平上打击了家长们的送托积极性。在2019 年监测调查结果中，想送托儿所的妈妈们在选择托育机构时，重点考虑的前两大因素是安全条件和师资能力。

　　相比民办机构，家长们普遍认为有政府参与或主办的托班更加有质量保障。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务院妇儿工委联合进行的四省市（天津、黑龙江、山东、四川）城市0-3 岁 托育服务 需求和供给抽样调查（下称“四省市”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学生爸妈希望孩子上公办机构，超过12%的学生爸妈希望孩子上的托班有政府参与。

　　然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与保护研究中心顶级分析员王淑清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近年来，近七成0-3岁婴幼儿入托民办机构，仅2.2%入托教育部门管理的托育机构。

　　原本可靠的托育机构就不多，就算真的想送托班，很多家长看着动辄上千的托育费用也只能望洋兴叹。屡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都显示，年轻人之所以不愿生、不敢生，最重要的起因是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

　　上述2024年发布的国务院报告里就提到，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全部托育机构的89.5%，平均 托育服务 收费价格（不包含餐费）为每月每人1978元，一线城市在每月每人5500元以上。报告还指出，这与家长们的支付能力和期待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望而生畏，2023年全国托位实际使用率仅为46.7%。

　　“（学前班招收年龄）向下探比较困难，家庭观念和托育成本都很难大规模下探，”李婷告诉澎湃新闻，如今养娃精贵，养1岁的娃跟养2岁的娃成本不同很大，师生比要求就很不一样。

　　以2024年12月刚建成开放的北京八里庄儿童成长中心为例，当前该中心在0到1岁年龄段是一名老师照顾两个孩子。随着更多孩子入园，未来1-2岁孩子的师生比大约为1:3，而2-3岁孩子的师生比大约为1:4。

　　如何降低送托成本？临时托和半日托等形式或许是一种路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研究发现，比起全日制托育，临时托和半日托等服务形式可以填上临时照护小孩的切实需求，减轻因临时看护对女性劳动就业的不良影响，也不会明显增加家庭照护的经济成本。

　　提供多元化的 托育服务 不仅能降低送托成本，也能满足不一样的切实需求。四省市数据显示，对于2岁以下的小孩，若非万不得已，家庭通常都不舍得将他们送往全天候的 托育服务 机构，但全职妈妈和职业妈妈，对社区临时托育、喘息服务、延时照料等，都有相应的切实需求。

　　 托育服务 体系重返舞台

　　在精细化养娃的时代，相比花大钱让小孩上不一定可靠的托儿所，当代夫妇选择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

　　2022年CFPS的数据显示，十年间，家庭中女性的照料负担稍微减少了一点，部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开始带娃了。

　　具体而言，从2012年到2022年，一个家庭中老婆照料3岁以下小孩的比率降低了6%。照顾孩子的重担从妈妈身上分到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身上，托儿所和爸爸的照顾的比率也略有提升。

　　不过，正如数据所示，2022年妈妈照料3岁以下婴幼儿的比率仍然高达58.7%。

　　李婷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入托率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代际照料支持供给很大，这也是我国区别于其它国家的特殊之处。

　　日本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沈洁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有类似观点：育儿压力仍然较大，国内大部分家庭仍然停留在让老一辈帮助带孩子的阶段。

　　而从2019年开始，我国逐渐出台政策，支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这一年又被业内称为“中国托育元年”。

　　从更远的时间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政策，有着历史的影子。

　　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在新中国建立后，受到苏联经验、妇女解放的价值性理念和对女性劳动力的工具性需求等原因的影响，中国大规模配置公立托儿所。

　　1938年10月2日，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壹院”，即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延安第壹保育院”。图源自 CCTV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许多工厂内设有托儿所和学前班，由工厂出资建设并提供基本设施。数据显示，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建有托儿所4003个，2670个哺乳室，又或是收编私立托儿所，改为机关托儿所。

　　资料显示，1950年代的某国有工厂就为该厂职工的婴幼儿养育提供了多项便利，好比为带孩子上下班的职工开设了母子班车，和车间内配置了蒸饭箱和储物间等。

　　不只是在城市，当时农村的入托率也很高。多篇论文指出，1960年全国农村儿童入托率高达70%，大多数参与社会劳动的妇女将孩子交由村办托幼组织。

　　除了解放女性的生产力，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是另一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1963年诞生人口为2975万人。这一年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诞生人口数最多的年份。

　　然而，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1984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单位制解体使得作为职工福利的托幼服务逐渐被剥离出单位。

　　“减负”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议题。195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企业行政我们时常随意安插编余人员，托儿所的编制一般大于实际需要。好比某地矿务局托儿所，收托儿童不满五十名，仅管理人员就配备有正副所长、指导员、管理员等。

　　另外，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出，由于编制冗余，人事费用开支较多，工薪支出一般占到常规支出的75%～85%，有的超过90%。

　　不过，托育体系在中国真正成为历史还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

　　直到 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托儿所数量还在发展中。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托儿所持续减少。起初是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减少，继而是一些普惠性公立学前班的托班也逐渐消失。

　　以上海为例，据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向小丹的一篇文章，1981年，上海区各类在托儿童总数有20多万，仅民办托儿所就有562所，吸纳了超过10.5万名婴幼儿。到了2022年，上海区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剩下30所，托儿数仅有1414人。

　　进入21世纪后，公办托儿所几乎完全消失。 在这个时间段中，市场化机构尽管试图填补这个空缺，却因为质量良莠不齐、重教学而轻保育等原因不被家长们接受。

　　正因为这种种历史因素，托育领域从政府退场，转向家庭照料为主。

　　但到了2015年前后，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落地，社会化 托育服务 又回归了。杨菊华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过去几年中 ，政府始终在出台与生育政策相配套的家庭支持政策， 托育服务 体系的重构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施策。

　　好比，近年来部分城市推出了“妈妈岗”的职位，与历史上的“妈妈班”类似，包含广东、山东、河北等地。以广东中山为例，2021年， 中山市 推出“妈妈岗”，明确提出对符合基本条件的用人单位实行每月每人300元标准给予社保补助、 每月每人100元标准给予岗位补助，还为灵活就业妇女提供每月每人300元的灵活就业社保补助。

　　不过，此岗的名称在互联网上遭到很多吐槽，被指应该改名为“亲子岗”“生育友好岗”等中性词汇。而“妈妈岗”的说法在一定水平上反映出，育儿的责任仍更多在妈妈身上。

　　杨菊华就指出，与此前不一样的是，当前重构的 托育服务 体系仍然强调家教为主，托育为辅，其中女性仍然是育儿的主力。即便是到了现在，女性也经常是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这可能进一步激化职场妈妈的育儿焦虑，增大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张力。

　　在《我不想成为伟大的妈妈》一书中，资深媒体人泓舟采访了20多位妈妈。在书中，有一名生二胎的妈妈宋晴，她大着肚子仍然坚持出差，上班到预产期前一天才回家休息待产，休完产假后第壹时间返回工作岗位。然而“工作——怀小孩——工作”的无缝衔接，仍然使得她在升职竞争中没有比拼过业绩略逊色的同事。宋晴的领导理直气壮地告诉她：“假如你没有生第贰个的话，很大可能会先提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