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nn】-深度-被-电诈-PUA的高学历者们

　　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留学生小茜都被“江警察”24小时监控着。她被要求全程开着麦克风，在寝室时要一直用Skype（一款通讯软件）开着摄像头。早9点到晚9点，对方要求她每隔3小时就要上报行踪，转移地点也要及时汇报。不留一丝余地的监控下，小茜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击破。

　　最近，很多内地留学生在海外遭遇电诈一事又引发关注。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发现，在他们身边蔓延着同一个电诈脚本。在这个脚本里，他们因个人信息泄漏，涉嫌参与洗钱活动，从而不得不为了获得“取保候审”缴纳“保证金”。而通过监控等多种方式进行的精神打击，贯穿了行动的始终。

　　不仅华人，电信网络诈骗一直是全球性问题，疫情更助长了电诈的激增。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范围内电信诈骗引发的损失高达389.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45.8亿元）。曾任 河北省 秦皇岛市 公安局海港分局反诈警察的陈国平从事反诈宣传多年，他告诉界面新闻，电诈在2015年刚刚出现时，他们将其归类为“新型网络违法犯罪”。2017年底到2018年，陈国平与同事发现电诈类案件发案多、破案率低，一些受害者受骗金额巨大。也是在那个时候，电诈的目标开始转移至居住在海外的华人或留学生。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2020年1月发布的《中国公民安全文明狮城行》曾特意提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其中三种电诈手法最为常见——冒充“公检法”、冒充“驻外使领馆官员”、针对留学生爸妈的“虚拟绑架”。另外，“语音克隆”“AI换脸视频”等电诈技术手段也不断更新。陈国平回忆，几年来，电诈的形式本质没有啥变化。“只是外表看上去更真实、更有说服力，好比伪造看起来更真切的官方文件等。”

　　陈国平介绍，犯罪分子一般会采取“广撒网”的形式一步步锁定海外目标。这个群体远离家乡，其实不了解最新的电诈骗术，也与亲朋好友有着空间和时间上的隔阂。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了这些因素，与受害人进行心理上的博弈，最终在后者失去抵抗能力时获取利益。

　　被坑后轻生的“老人”，唱“白脸”的“警察”

　　22岁的小茜在2024年12月份赴港办理入学，去年刚本科结业的她准备念香港大学的直博（直接攻博）项目。小茜一直未听说香港电信诈骗很严重，并且错过了香港大学的上一轮反诈宣传。

　　到达香港一周左右，小茜还未拿到香港身份证，刚刚办理好当地的电话卡。她在一个周日接到一通电话，对方号称是入境处的职员，称小茜的信息泄漏，并在江苏南京办理了一张手机卡，此号码给很多香港市民发骚扰手机短信。在小茜表示自己未去过南京，并否认存在这个手机号后，对方开始对小茜进行“恐吓”，说要对她进行限制出入境、和取消香港身份证的办理。事后，由于小茜配合“立案”，并未收到对方的这两份电子文件。

　　电话被转接至一个来自南京的号码上，称要给小茜进行立案申请。小茜后来在搜索引擎搜索，此号码的确与江苏南京某公安局号码相同。为了快点“把这个事解决了”，小茜开始在对方的引导下，通过通讯软件WhatsApp与对方沟通，并接受了对方的视频“审讯”。小茜注意到，对方的画面背景有“公安”标识。小茜向界面新闻回忆，这场“审讯”持续了3个钟头。“审讯”进程中，对方提到，小茜信息泄漏后的一个银行账户出现在一个涉嫌洗钱活动的犯罪分子家中，她也被牵扯其中。洗钱活动造成17个家庭被坑，甚至一位“老人”被坑后轻生了。

　　她是从何时开始信任对方的？事后，小茜在社交平台上发现，经历过同样骗局的受害者开始对对方发生信任，很多都始于一个演技真切的“警察”角色。在针对小茜的脚本里，这个人自称“江警察”，他为了给小茜争取“取保候审”而被他那位严厉的长官“停职3天”。“从此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他这样告诉小茜。

　　几天后，为了“取保候审”，小茜根据对方的指示，写了3000多字的自清自白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小茜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她还被要求写了道歉信，并向“受害者”家属录了道歉视频。另外，在“江警察”的监督下，小茜以自己要出国交换为由坑骗了爸妈，凑足了“取保候审”所需的保障金。最终，对方以开始走“取保候审”程序为由，引导小茜进行手机操作，转接走了本应发至小茜手机上的电话、手机短信、邮箱等信息，并且要求小茜在所谓的“公安网站”上提交个人银行账户密码等信息。小茜银行卡中超150万元港币（约合人民币超140.5万元）不翼而飞。

　　诈骗组织给小茜展示的伪造“逮捕令”，小茜在事后与其它受害者交流时发现，许多人会在线下收到陌生人递送的纸质文件。小茜认为，香港大学的反诈宣传太过笼统。“‘防电诈’这三个字的标语太过抽象，并没有跟上具体的事例，因此在真正遇到的时候很难判断。”陈国平说，当遇到电诈，首先是不要慌张，并和家人、学校汇报，主动联系官方。“要尽量见面处理事情，而不是在线上配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被坑后轻生的人，态度严厉的长官，和“在一条船上”的警察......这些角色都出现在不同受害者的脚本中，甚至跨出了亚洲。Lynn是生活在澳洲的华人，2024年底被和小茜类似的电诈套路诱骗5万元澳币（约合人民币22.8万元）。在她所遇到的剧本里，那个被坑后轻生的人是个农民工。不过，诈骗剧本更新很快，也会根据不同海外人群的具体需求变化。有受害者告诉界面新闻，针对港漂的新移民，诈骗组织也有专门的剧本。另外，还有受访者提到，针对留学生，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也潜伏着诈骗组织，他们会以如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中介服务为由诈坑钱财。

　　海外电诈追究责任难

　　生活在澳洲十年，Lynn虽然曾经碰到过电诈，但相较于冒充官方身份，诈骗组织通常冒充银行或网络付费平台的职员，她瞬间就能发生警惕心。“国内手机号的反诈监控可能做得更充分一些，我们生活在国外，不用我国的通讯系统，只能靠自己的警惕。还有信息差的问题，我们相对信息滞后，其实不了解最新的诈骗套路，这也给了诈骗分子一定的操作空间。”陈国平也表示，目前，电诈的犯罪团伙主要分布在东南亚、迪拜、俄罗斯和部分非洲国家。

　　直到今天，Lynn已经被坑1个多月，她发现，在追回钱财方面，自己所处的澳洲会涉及到执法权、管辖权的争议问题。澳洲警方称，根据他们的初步调查，犯罪分子不在他们的管辖权范围内，其没有执法权，目前没有后续消息。香港的银行只给出了“正在调查”的答复。

　　 北京市 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薪燚告诉界面新闻，在我国，管辖权的规定是十分宽泛的，包含属地管辖、属人管辖等。“严格来讲，根据属地管辖的规定，犯罪团伙在实施电诈犯罪表现时的任意一个环节发生在国内，如犯罪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和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的司法机关都能管辖；根据属人管辖的规定，嫌疑人户籍所在地、我们时常居住地的境内的司法机关都有管辖的权力。其次，依托于计算机互联网实施的电诈，用于实施犯罪表现的网络服务使用的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网络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的司法机关也有权管辖。”

　　不过，曾薪燚提到，在电诈类案件的实践当中，由于犯罪分子身份难以确定等原因，公安机关很难开展调查核对工作，往往很难符合立案条件。即便可以立案，若诈骗组织有跨国性质，后续的收集证据、侦破工作也很难进行。

　　目前，Lynn正在考虑请律师，只是此类民事律师需要几万元澳币，她心生犹豫。小茜也提到，在追回被坑钱财时，香港的手续相较内地更为繁琐，如需要聘请律师，则价格不菲。“许多人被坑了几万元港币，而聘请律师可能就要几万元或十几万元港币，有些人会选择放弃。”

　　Lynn咨询了自己就职公司的法务部门后得知，澳洲有个专门部门——澳大利亚金融投诉管理局（AFCA），如果被诈骗，受害者可以申请一定补偿。除了申请补偿（上线是5000澳币），Lynn还申请了银行进行全部赔偿（她起初是从澳洲的银行转账至香港银行最终被坑）。根据AFCA的要求，Lynn提供了银行的对账单、澳洲警方的立案通知、有关事件经过的其它证据。Lynn在2025年1月份提供了初步材料，2月份收到AFCA的回应，需要她补充回答17个问题，并提供相应证据。“回答这些问题、被迫回忆被坑的过程也是一种精神折磨。”Lynn说。

　　Lynn向界面新闻介绍，在做此次申请前，她只收到澳洲的银行的回应，对方承诺进行500澳币的抚慰性赔付，被她拒绝。如果AFCA的申请能够成功，那么来自澳洲的银行的赔偿基本可以覆盖Lynn此次被坑的全部金额。

　　高学历年轻人屡屡被坑？

　　在高学历年轻人屡屡被坑的报道出现后，很多社会偏见和负面评价开始针对此群体，焦点集中于受害者的判断能力、家庭条件等。

　　为何被坑？多位受害者都提到，他们低估了个人信息被泄漏的水平。35岁的白也在2021年9月份遭遇电信诈骗，对方谎称他曾在香港念书时未注销的银行账户不符合国家安全相关条例，会影响个人征信。“他们知道我的身份证号，有几个银行账户，和有几个手机号码，还有我在香港念书的学校与时间。”白也告诉界面新闻。

　　诈骗组织向小茜出示的“证据”之一，他们向小茜表示她的电话已经被所谓的“犯罪分子”监听，让她重新购置一部手机、配上新的电话号与其联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很多时候，受害者在漫长的“精神拉扯”中渐渐失去判断能力。小茜提到，在被诈骗的整个进程中，小茜与犯罪分子都在进行情绪“拉扯”。起初，小茜在听对方长篇大论的论述时会“不耐烦”。不过，在面对小茜的疑惑时，对方会以“公安”身份表现地更“凶”，并冲小茜“大吼”。

　　回忆自己被坑的过程，白也告诉界面新闻，通过对多个软件进行看似正确的设置，他开始慢慢放松警惕，“对方试图一步步把我的大脑搞晕”。不到2小时的电话里，他始终在做思想斗争。最终，在对方指示他安置远程操控软件时，他已经“没有抵抗能力”。

　　与小茜被监控的案例相似，在Lynn的案例中，犯罪分子和她的拉锯长达1个月，期间用多种方式对Lynn进行监控，甚至会有陌生人来按她的门铃。

　　诈骗者也会试图让受害者处于孤立无助的状态。小茜在被坑的进程中曾被对方以保证自己“清白”为由（证明自己没有接触任何洗钱活动），要求卸载多个社交软件。白也记得，自己在接听诈骗电话时，对方以太吵为理由要求自己远离身边亲友。

　　小茜说，对方“演得太像了”，因此完全获得了她的信任。事后反思时，她觉得这也许的确是种“好学生思维”。“如果自己已经相信对方是警察了，那么会觉得只要跟着警察做，就没有错。”

　　被诈骗与个人知识水平有直接关联么？白也认为，电诈与知识水平无关。学历高其实不意味着金融知识丰富。另外，在学校里待得久，社会经验较少，反而可能更容易被坑。“学历高的人或许判断力强一些，但犯罪分子利用的实际上就是受害者当时的心理状态。人毕竟是情绪化的生物，当你陷入到那个情境中，还是有可能被坑的。而一个人的情感为啥会经过这样的变化过程，是受到综合原因影响的。”

　　陈国平也补充，是否被坑，和受害者的年纪、文化水平、性别、地域均无关。“所有人都有人性的弱点，诈骗组织的剧本就是根据不同人群的弱点进行精准攻击。”在陈国平看来，出国留学的学生年纪都不算大，相较其它受骗群体，他们明显的特征是更加珍惜海外的生活，因此对于可能对自己造成影响的“要挟”会更加恐惧。“另外，很多留学生是从校园直接走出去的，社会经验少，他们还有一个知识盲区，就是只有执法部门会了解他们的身份信息。”

　　Lynn也认为，是否被坑和学历、知识水平无关。“对方打的是‘心理战’，进行‘精神折磨’，利用了我们对公权力的信任，和对远在国内家人的担忧。”Lynn认为，被坑还可能和个人性格有关。在确认自己被诈骗之后，多重压力之下，她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

　　*文中小茜、Lynn、白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