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当平台决定为外卖骑手们缴社保，骑手们如何想

　　“我们能交社保，当然是好事。但对于送外卖这样的职业，社保有些特殊。”聊起外卖平台将为骑手们缴纳社保一事，某平台专送骑手许鹏有些为难：“送外卖是体力活，许多人不会送一辈子，一些年轻人也只是过渡。”

　　上周，京东、美团、饿了么相继宣布将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包含 养老金 、职伤险等不同类型，并按不同节奏逐步推进。

　　不过，被视作“最直接受益者”的骑手们，却有自己的考量。我接触的多名在上海从事外卖配送的骑手，对“上社保”的意愿其实其实不相同。

　　许多人和许鹏一样，不愿意长期固定在一个岗位工作，也不确定能否在上海工作超过15年，对于缴社保钱由谁出、怎么出也有疑问。相比之下，“到手的钱”对他们更现实可感，内心也期待着更灵活、更低成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不明确的职业

　　许鹏是2023年8月份来上海工作的，先在城郊的住宅小区做保安，月工资6000出头。“干了一年多，人际关系上不是很开心，我就不想干了。”

　　去年11月，许鹏从物业公司辞职，在同乡介绍下成为专职骑手。随即到来的冬天送外卖着实辛苦，但对许鹏而言，收入和自由度都提高了，“算上各种奖励，30天到手能有八九千”。

　　许鹏今年27岁，外卖配送是他干过的第5份工作，上海是他工作过的第3个城市。初中结业后，他就离开了老家河南商丘的农村，随爸爸在郑州做了几年泥瓦工，又跟着堂哥到苏州进过工厂、做销售和保安，然后来到上海。

　　许鹏不断变换的工作地点和职业类型，充分展现了灵活就业群体的特征，也遇到了这一群体普遍面临的社会保障缺失问题。

　　工作这么多年，许鹏说自己从没缴过“五险一金”，即便在工厂里。“我属于劳务工，可以自己选择上不上社保。有社保工资就低些，但对我而言还是多拿点钱实在。”

　　骑手竞争激烈，许鹏时常听到同行失事故受伤的消息。每天骑电动自行车奔走在交通状况复杂的城市里，骑手群体的工伤发生率居高不下。作为保障，许鹏所在的外卖配送平台要求所有骑手都购买“新职伤险”。这也是上海率先试点推出的，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的新型社会保障方案。

　　“自己每天要交两块五，好像报销也只能报一部分。”许鹏其实其实其实不了解这一保险的具体赔付规则，只觉得保费额“可以接受”，而且也能报销部分医药费，“总比没有强”。

　　“不确定”是很多骑手的感受：缴纳社保后能否达到享受相关待遇的标准，让许多骑手疑虑。例如养老保险，当前各地对享受城镇职工保险普遍有缴费需超过15年的规定，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难以达到门槛。对于流动性强的外卖骑手而言，让他们在同一个城市连续不间断地缴纳社保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已经在上海送了7年外卖的陈力则对缴纳社保怀有期待。“有社保后，工伤赔偿肯定比现在多，看病也可以更省心了。”年近四十的他，在老家买了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在上海没有用过。“这里机会多，等干不动了再回家。”他计划继续在上海工作，也因此期待能参缴社保，让未来生活更有保障。

　　现实的经济账

　　对年轻骑手而言，相比遥远的 养老金 ，眼前的生活和需求是最迫切的。“我爸正在老家盖房子，准备给我以后结婚用，我也出钱了。现在就想存多点钱，以后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许鹏说。

　　25岁的兼职骑手小魏，白天在餐馆做学徒，店里只管吃不管住，房租30天1500元人民币，“每月开销后，工资基本不剩下多少”。

　　他还欠着一笔网络贷款，“以前玩游戏搞的”，所以夜晚出来兼职骑手，为了多赚点钱。当下他还没有养家的压力，但偿清债务、自力更生已让这个从西部小城独自来闯荡的年轻人负重。

　　在外卖骑手群体中，负债情况其实其实不是个例。对他们而言，现金更重要，而为未来准备的、几十年后才能提取的 养老金 ，显得既不经济也不迫切。“趁年轻多挣些钱是最实在的。扣我的钱在上海缴社保，以后也不一定能享受到。”某平台专送骑手王强坦言，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大，“等过两年还完债务，我就准备回老家干别的了。”

　　目前，各外卖平台尚未公布为骑手缴纳职工社保的具体操作方案，多数骑手仍在观望。许鹏说：“希望给我们选择的权利。”许多人把外卖配送称为“职业避难所”，作为过渡性工作。“如果缴社保需要骑手自己承担一部分，就意味着要牺牲当下的收入。对于年轻或是经济压力较大的骑手，意愿其实其实不强。”一名外卖平台的行政人员算了一笔简单又实际的账：在上海，职工按最低缴费标准缴纳“五险一金”，个人要出资775.32元。这相当于一个骑手送100多个订单的收入。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就算得上体面，很多骑手有这样的观念。“都有社保了，这份工作肯定会比现在稳定。”小魏想：“也许以后做骑手也没这么容易了。”

　　更灵活的制度

　　不愿自己出钱缴纳社保的外卖骑手，其实其实不是拒绝被并入社会保障体系，而是期待更灵活更贴合需求的制度供给。

　　像许鹏、小魏这样奔走在上海的外卖骑手，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而在外卖配送这个行业，收入增长预期和晋升渠道都有限，工作几年后返乡，是许多人的共识。

　　这让很多骑手担忧，在工作地根据较高的标准缴纳职工社保，但返乡后却只能根据原籍的社保水平享受相关待遇，“贡献与回报是不是公平？”一些骑手因此更倾向于老家的新农合医疗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就足够”。

　　“看病太贵，平时生病不会上医院，都是自己买药。”因为没有在上海缴医保，小魏不敢去医院看病。他还听说，有骑手出交通事故受伤，只能回老家去手术。因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不断统一整合，骑手们难以单独选择医疗保险。而依附传统劳动关系的社保体系，也让这些劳务关系复杂的骑手往往会被拒之门外。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以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而在上海，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已超过300万人。

　　面对庞大的新型就业群体，如果仍用传统就业方式设计的劳动法、劳动合约法和社会保障制度，已然存在滞后性。对于外卖骑手而言，更灵活更低成本的社会保障方案，或许比“五险一金”，更能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