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袁冰妍、吴川、蒋依依等明星主播偷税漏税事件频出，分别被累计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430万、1359万、238万余元。从经营模式看，涉事明星主播几乎都以“家庭作坊”式的个人工作室形式运营。

　　天眼查APP显示，袁冰妍涉及的重庆丽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建立于2019年，袁冰妍我持股达100%，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蒋依依工作室投资人则为其妈妈刘艳林，持股比例同样达100%。而当前还在调查中的宋祖儿，其名下同样拥有多家个体工商户，目前均已注销。

　　从更深远的时间线看，2021年以来披露的明星主播偷逃税案中，个人工作室经营模式占据大头。薇娅、邓伦、徐国豪、吴亦凡等均为“家庭作坊”，由主播明星我，或其亲属持股，通过虚假申报或转换性收入所得，实现非法避税。

　　“税收是一个非常精湛的事，哪怕是税收学硕士研究生，不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也无法将税务问题理清楚”，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田志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解释道，“这就决定了家庭作坊的模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它不仅仅牵扯到风险意识、是否敬畏法律，还有专业度问题，即家庭作坊可能会因为‘不懂、不专业’而坏事。”

　　“家庭作坊”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网络主播和娱乐明星的偷税漏税案件中，涉案主体几乎都以“家庭作坊”进行运营。

　　一般情境下，网络主播有三种缴税形式：与商家签订劳动合约、与平台签订劳动合约、成立个人工作室。而在近两年涉及的11起案子中，大多数主播以个人工作室形式进行商业运营。

　　偷逃税款达6.4亿元的薇娅，通过成立多家个人独资企业，如上海蔚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将从直播电商中所取得的佣金、劳务费等转换为企业经营所得，在虚假申报的形式下实现逃避缴税。朱宸慧、徐国豪等头部主播同样采取了类似的避税手段。在各省市税务局公示中，“通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等方式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是常见论述。

　　区别于其它明星挂靠于大型经纪公司的是，卷入偷税漏税风波的明星如袁冰妍、蒋依依、宋祖儿、吴亦凡、郑爽，也同样是“家庭作坊”，明星自身或相关亲属为主要持股人。

　　据天眼查官方网站显示，袁冰妍有两家个人独资企业，分别是上海冰妍影视文化工作室、宁波高新区丽妍影视文化工作室，于2017年、2018年逐渐建立，并在2019年注销。而此次涉事公司重庆丽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袁冰妍持有100%公司股份，当前该公司也已注销。

　　此前遭网友举报的蒋依依工作室，全名为永康蒋依依影视文化工作室，于2016年成立，投资人为蒋依依的妈妈刘艳林，持股比例达100%。目前仍在处理的宋祖儿案，关联有四家企业，如今只剩上海泓泉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处于存续状态，并于今年年初就已将宋祖儿99%的持股比例更改为10%。

　　涉案金额达亿元级的吴亦凡和郑爽，其我或亲属也享有全权股份。在吴亦凡相关企业注销清算以前，主要持股人多为吴亦凡或其表哥吴林，现今天眼查上还存续的上海凡世文化传媒工作室，建立于2014年，吴林为100%股权持有人。而建立于2013年的上海郑爽影视文化工作室，郑爽我是全权股东。

　　相较于综合企业，“家庭作坊”对税收问题的反应更慢。据盈科律师事务所上海财税法律事务部律师谭玉娇介绍，从目前案件看，“家庭作坊对政策的变化没有及时做出应对的政策，缺乏应对税务稽查的能力和前期税务合规的正确意识。”

　　此次对于明星主播的税务查处，将进一步敲响税务工作的合规管理。“这次风波以后，明星应该会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税务管理，专业化、合法化是一定趋势”，田志伟说，“明星自身也需要加强‘税商’培训，防止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景下‘踩线’。另外，税务机关也应该及时公平明星‘踩线’的原因，对于非故意的‘踩线’行为，也不能容易的一封了之。”

　　税收洼地

　　2012年以来，明星个人工作室数量迎来爆发式增长。据DT财经统计，2010-2020年，明星每年开设个人公司数量大幅增长，2012年后每年新开个人公司数量超百家，在巅峰期2016年，全年共开设有新公司355家。在2020年1900家明星娱乐公司中，个人工作室占比约28%。

　　从税收征订条款看，个人工作室途径是有效降低税费的一大途径。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逾额累进的税率最高为45%，但个人经营所得税在5%-35%之间浮动。《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一般企业征收税率为25%，与个人经营所得税最低5%的税率间，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个人独资企业不是有限责任公司，交税时仅需交个人所得税”，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税收规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昌解释道，“从税的视角来讲，它少了一道企业所得税，因为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制企业，交完企业所得税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就个人分配拿走的时候分红，因此就省了一道税”。

　　这时，个人独资企业在资金周转上也更为便捷。“这种方式很容易转到个人名下，对现金的提取也方便，从资金流和税收层面看，都比较方便，这应该也是他们的思路。”蔡昌补充道。

　　而之所以个人工作室相较于大型公司更容易发生税务问题，可能与其工作室建立的前期定位相关。“在前期核定征收中，税务‘规画’步子迈得太大，‘低税率高收益’宣传雨后春笋，造成误信了所谓的不合规的税筹手段。” 谭玉娇说。

　　其实，在范冰冰“阴阳合同”曝光以后，演员“天价片酬”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18年8月，爱奇艺、优酷、腾讯三家视频网站巨头联合其它六家影视公司发布声明，要求演员最高片酬不高于5000万元。尔后又对综艺节目薪酬进行调控，单人单期片酬不高于80万元人民币，常驻嘉宾一季节目不高于1000万元。

　　而近两年的多起偷逃税案，更像在法规外的“另辟蹊径”。在对袁冰妍、吴亦凡等人的处理中，“个人消费性支出在企业违规列支少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采取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是常见论述。

　　不过更多明星工作室，在监管之下纷纷选择整顿注销。网络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起，每年都有超1000家艺人经纪公司注销，2021年时“年内700多家艺人经纪公司注销”在微博引起近百万阅读，魏大勋、邓超、沈腾等一线明星也在其中。

　　“明星工作室的注销是在减少税收不公平，洼地本身就是造成不公平，减少不公平将是将来的 势头”，蔡昌说，“寻求公平的税制和市场竞争是一定的，也是国家的方向。未来监视上来之后，可能会对整个交易都有一个大监管、大变化，包含现在电子发票的推广使用，将会让国家对信息的掌握更清楚”。

　　随着信息透明化进程，偷税漏税可能性将进一步被挤压。“信息更透明，财税更公开，未来空间真没有多少，依法纳税才是正道。抓到以后罚金罚款，滞纳金万分之5，每天加收，压力也很大，会给大伙造成很大约束。”蔡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