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 北京市 顶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一起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工作牵出的“隐形加班”案件，案件中公司被判决赔偿3万元加班费，该案成为中国全域首例。正在举行的2024年浙江两会上，浙江总工会界别提案建议，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随着生产资料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新的生产力关系形成了新的劳动关系，造就了一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作为上述提案的讲话代表， 宁波市 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姚金环表示，新就业形态为劳动者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如何防范和化解新就业形态就业所面临的危险挑战，成为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中之重。

　　浙江总工会在调研中发现，劳动身份空白、社会保障隐忧、权益维护困难等困境，使大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困在算法里”且劳动强度高、时间长，再加上“非典型性”劳动关系难以鉴别，和劳动者“多平台就业”参保成空等现状，一旦发生问题，极易出现“工伤返贫”等一大堆问题。

　　为此，浙江总工会界别提案建议政府，一方面，进一步理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关系，在劳动合约签订、劳动关系认定、劳动者各项权益界定等方面确立有法可依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缴费政策，和引导和规范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商业保险等举措，进一步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腰”。

　　另外，在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个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先天就有权益维护艰难的处境。更遑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参与管理规则制定、不掌握工作自证数据，直接引发现有劳动监察制度难以有效覆盖该类劳动者，尤其是有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供给存在不足，劳动者主张劳动关系的诉求很难得到有效支持。

　　浙江是 数字经济 大省，因此在着眼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本身问题的同时，更应关注劳动者个人的权益保障，让劳动者有权利说“好”，也有权利说“不”。

　　针对上述情况，浙江总工会界别提案建议，进一步完善权益损害防范机制。在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的同时，浙江可以因地制宜完善地方性法规，并在进一步厘清谁来管、管什么、如何管的治理体系权责界限的条件上，统筹算法服务治理，完全破除“算法黑箱”的信息壁垒。

　　在浙江，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探索不应止步于雇佣关系双方：在社会层面，以积极施展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行业协会作用，完善行业工时及劳动保护标准尽快落实落细；在司法层面，夯实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争议申诉机制，以公正司法守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最后防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