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王泳婷1月29日报道：当事人不在国内，医患纠纷能否顺畅调解？目前，上海长宁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长宁区北新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托北新泾街道的“数字调解室”，将一起跨国又跨年头的医患纠纷案件圆满化解。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的那一刻，现场的参与者都感到十分欣慰。
事件还要从2023年12月初说起。
当时，当事人小钟（化名）专程返回上海，前往当初为她做整形手术的医疗整容医院讨要鼻型和鼻基底整形手术病历，遭到院方拒绝后，就来到长宁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第壹轮调解就此展开。
长宁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冷老师耐心地询问小钟的情景，并查看其就诊记录，建议她第壹要查找鼻部发炎的原因，对症治疗，同时明确责任，进一步确认院方在手术进程中是否存在不妥或过错行为，才能谈下一步的赔偿问题。医患双方均接受了冷老师的建议。
很快到了12月中旬，小钟在院方代表陪伴下前往本市某医学影像中心进行鼻部影像学检查，检查报告结论为：鼻基底处有管状异物，却无法断定患者异物为院方的鼻整形手术造成。
根据上述结论，长宁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随即开展了第贰次调解。
然而，院方依旧表示，小钟鼻部的炎症为术后感染造成，与院方的整形手术无关，且病患在术前签订过“知情同意书”，无法接受小钟提出的退费和治疗诉求，调解顿时陷入僵局。
而这时，小钟的鼻部发炎、分泌物流出等症状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治疗，加上她孤身一人在上海，食宿差旅开支较大，情绪逐渐急躁。
鉴于现状，调解员冷老师决定先抚慰小钟的情感，让她先返回老家，在家人陪伴下及时治疗，并保存好治疗资料，方便下一步伐解使用。
这时，冷老师马上与北新泾街道联系，决定在下一轮调解中利用“数字调解室”，以远程线上的形式尽可能让小钟免于来回奔走，有效缓解她的经济压力。
事情悄然出现了转机。
原来，小钟在当地某三甲医院通过口腔科手术将鼻基底中的异物取出，并将手术的过程及异物的相关相片、视频发送给整容医院和长宁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经咨询专家后得知，取出的异物疑似鼻整形手术辅材。冷老师及时与院方进行了沟通和分析，此时院方态度变得舒缓，同意再次进行调解并协商赔偿事宜。
根据医患双方约定的时间，12月底的一天，第叁次调解、第壹次线上调解启动了。
在“数字调解室”，医患双方被邀约加入后，充分陈述了各自观点诉求，使用“证据提交展示”功能互相查看了对方的证据。同时，长宁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北新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均到场，现场连线的整形医学专家也加入调解室，在线对该起纠纷进行研究分析点评，并就责任承担和补偿问题提供专业意见。
最终，医患双方就退费和补偿初步达成一致意见，整个线上调解过程全程录屏存档备查。
线上调解运用得好，不仅解决了患者远程往返奔走之苦，还实现了全程音视频留档，充分展示了数字技术“远距离”“强赋能”“自驱动”等优势对传统人民调解工作的提振助推作用。
2024年1月2日，根据事先约定的时间，医患双方和调解员再次相聚“数字调解室”，打算完成该起纠纷的最终签约时，小钟却因为个人事务，已经远在马来西亚。
这可咋办？“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署能否如期完成，大家心里多少有点忐忑。
在调解员的逐步指引下，医患双方首先核对了由“数字化调解室”备用协议书模版智能生成的协议书文本和补偿金额，在各自的电话上完成了在协议书指定位置的电子签名，经三方再次审核无误后，调解员在协议书上盖上了已获授权的调委会电子图章，并分别将这份要素齐全、格式合法规范的电子调解协议书发送给医患双方，作为执行的依据，供双方留存。
至此，这起医患纠纷在“数字调解室”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身在异国的小钟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通过“多画面对话”功能连连向调解员深表感谢。
据了解，长宁区北新泾街道持续探索数字社区与基层法治建设的深度融合，缔造了以远程调解、在线公证、法宣融平台等5大数字化公共法律服务项目为支撑的“24小时数字司法所”，创新远程法治服务模式，提升法治服务辐射能力，并上线了法治e站小程序，支持全线上或 线上线下 同步伐解的各种调解方式。 
法治e站小程序
“数字调解室”依托市司法局“智慧调解平台”，共享全市范围内的调解员、专家和案例库，实现调解过程智能化辅助，实现“同案同调”，在线证据展示提交、调解笔录在线签名、调解协议书智能生成、法规案例精准推送等。极大地方便了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他们因为工作忙碌无法参加线下调解或因个人隐私等原因不愿参加线下调解，现在只需通过法治e站微信小程序即可加入调解员建立的“线上调解室”，实现在线调解。“同案同调”也能给调解员以技术和智力支撑。
如今，面对日益复杂的矛盾纠纷，北新泾街道借助调解主导、多方联动、资源共享的矛盾纠纷化解格局，强化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街道平安办、派出所、司法所、总工会、律师事务所等各方联动，调解工作做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尤其是有了“数字调解室”的加持，有效解决纠纷处置中遇到的信息偏差、专业壁垒、情绪对峙等诸多问题障碍，最大限度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精神，把各类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