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年轻人“断亲”的话题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大年初四（2月13日），关于“农村悄然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断亲”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话题阅读量破亿。有学者将年轻人“断亲”总结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即所谓的“不走亲戚”。

　　“断亲”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关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宗昊在去年刊发的论文《“断亲”：概念、问题及思考》中指出，随同着城市化与人口迁移流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生活压力与内卷和数字化生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断亲”。上述研究得出结果，“断亲”是现代化的结果。

　　如若“断亲”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表征，那么其它同样经历了剧烈社会转型的国家出现类似情况，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韩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21世纪初就注意到了韩国家庭纽带日渐松弛的情景，它具体表现为避免、推迟、减少、逃避家

　　工具家庭主义指的是韩国人将家庭视作实现社会成就的主要工具、积极调动家庭资源和亲属网络的观念与做法。这是韩国人在动荡的20世纪摸索出来的生存策略和人生哲学。

　　情感家庭主义最初发生于西方，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动荡中号召人们重建家庭，使其成为人们的情感避风港，以应对工业社会造成的人与人的疏离。在韩国，迅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使得情感家庭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在中产阶级中迅速流行开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情感家庭主义将夫妇关系的优先级置于其它关系之上，它对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主妇）的感召力尤其强。

　　社会民主化增进了女性和青年的个性发展，消费资本主义迅速扩张造成了家庭生活商业化，个人主义家庭主义随之开始出现。它特别体现在，越来越多女性认为参与劳动市场比进入婚姻和家庭对自己更为有利，结婚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而非务必。

　　国家对家庭的依赖加剧家庭危机

　　张庆燮发现，韩国家庭文化不是线性发展变化的，而是多种家庭意识形态共存，根据年龄、世代、性别、地区、教育水平、阶层等原因的不同而分布各异。整体而言，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城市居民和女性更加倾向于情感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主义，而其它群体则更加倾向于儒家家庭主义和工具家庭主义。

　　“整个社会，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要同时维护各种不一样的家庭意识形态，过着复杂而急躁的生活……这是以往的、现代的、后现代的、韩国的、东亚的、西方的、全球的等多种宏观社会趋势偶然并存的直接体现。正因这种偶然多元性从本质造成了韩国人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困境。”

　　张庆燮指出，国家对家庭作为社会运作根基的依赖很大水平上加剧了韩国的家庭危机。官方家庭政策一直以来试图保存家庭的（新）儒家性质，以便依靠家庭职能和职责来获得社会支持，尤其是鼓励私人家庭在不要求国家援助的情景下，抚养、保护、教育、管教、抚慰、支持和照顾其成员。截至1990年代，韩国在社会保障上的花费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支出水平的1/10-1/5。由于强迫私人家庭承担繁重的社会再生产任务，韩国家庭出现了“功能过载”，不堪重负，韩国社会无止尽的教育“军备竞赛”即为一例。

　　面对家庭意识形态多元共存、彼此冲突的情景，国家和社会并未深入分析种种张力之下的真正问题，而是以一种极端保守主义的说法，对致使稳定家庭生活陷入水火倒悬之中的人进行道德批判。许多官僚、政客、学者和记者认为，核心家庭的崛起和增加滋养了个人主义式的利欲熏心，破坏了传统家庭的团结与稳定，从而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时间久了，这一观念被许多韩国人内化了。在张庆燮看来，

　　“韩国人不方便把家庭负担和痛苦身为一个社会问题。他们对家庭事务的关注往往使他们无法判断抚养、保护、教育、支持和照顾公民是国家的责任，或判断出这些是‘公民权利’。保守派官僚和政客也无法设计一个严厉的福利国家计划来减轻家庭的功能和情感负担。”

　　可这不能阻止韩国人为减少家庭生活的压力、疲劳和痛苦造成的损耗，避免、推迟、减少、逃避家庭责任和家庭关系，造成了所谓“去家庭化”的倾向。全球最低的生育率其实不是韩国去家庭化中唯一一个严重征兆，许多其它征兆——如离婚、分居、离家出走、晚婚和单身现象——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如张庆燮所说，“由于越来越不利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许多当代韩国人在各个方面都因家庭主义而受到谴责，他们务必孤注一掷地进行抵抗行动，这造成社会和人口出现去家庭化倾向。在这方面，个体化甚至可能成为解决韩国人口和经济微观社会可连续性危机恶化的潜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