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际上出现了很多对西方经济学家及其预测模型的疑惑之声。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批判一些经济学家成了“自我封闭的部落，对其它科学学科缺乏开放性”。法新社评论说，经济学家需要“走出电子表格和僵化模型的舒适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丝特·迪弗洛自嘲，经济学家在最受信任职业排行榜上可能已跌至“末位”，甚至不如天气预报员受欢迎。
西方传统经济学以抽象同质的“经济人”为原点，以追求“收入”“利润”“GDP”等经济目标为行为取向，构建起完全由演算推理主导的理论架构，同时又将历史发展、人文价值、文化制度影响等其它因素作为“干扰项”排除在外，远离现实复杂性的同时日益走入“一个数据模型组成的公式化世界”。
因为预测通胀失败，英国央行甚至聘请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为其经济预测系统“把脉”，加拿大央行决定用更具前瞻性的要领取代旧模型……荷兰国际集团银行首席欧元区经济学家彼得·范登·豪特指出：每个人都明白，当前的经济模型无法令人满意地做出好的预测，“我们需要换种思维方式，或至少通过整合其它组成部分来扩展模型”。
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经济总体向好的态势环境下，西方媒体的报道有的看多，有的看空，时而“溃散”，时而“要挟”，如同盲人摸象莫衷一是。这里面有些是鼓噪中国经济溃散的恶意唱衰者，也不乏因为缺乏对我国经济全面客观辩证的领会而引发的认知偏差。
甭管是预测世界经济，还是研判中国经济，西方经济学模型都面临严峻的“解释力赤字”。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产业革命给世界造成巨变，很多国家基于自身历史文化背景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经济学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更加复杂多元，显现出非线性的理论关联。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与政治学教授希尔顿·鲁特就提出，基于线性思维和公式推导的新旧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塑，应采用一种全新理论框架来阐释政治经济体系的建构与演进。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西方理论模型说不清、判不准的典型案例。历史上，西方经济学家曾数次预测中国经济会溃散，中国经济改革在西方主流理论看来其实不正确却获得了巨大成功。有人说，谁能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就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理解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的局限性，中国经济学家朱天或许能提供启发性视角。他通过大量全球对照研究后发现，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条件下，造成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不同化因素除了独特制度和明智政策外，还有以往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然而在西方经济的梦 想建模中，人文因素往往被公式“抽象”掉了。
读懂中国经济，需引入更多人文“参数”。只有把冷冰冰的抽象同质的“经济人”回归到更加具象异质的社会人、文化人，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政策以人为本的目标指向和价值依归，才能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弄明白为啥政府可以是“必要之善”，为啥有的高铁亏本也还要建，为啥 乡村振兴 务必要搞，为啥顶着巨大压力也要推进“双碳”政策，为啥山清水秀就是金山银山，为啥“ 一带一路 ”如此受欢迎……正如印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经济学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将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经济学，对于增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预测能力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