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报记者张燕北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浩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朱征夫提交多份提案，涉及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推行“身份证电子邮箱”送达方式、把粤港澳大湾区缔造成世界级企业重整中心等多项建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浩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朱征夫
建议取消商品房预售制
朱征夫指出，商品房预售制度在我国房地产产业发展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预售制度施行近30年来，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朱征夫表示，当前商品房预售制度给购房者施加过多风险，也给政府造成昂贵的管理成本，还助长房企高杠杆、高风险的开发模式，而且房地产的钱财风险最终会转嫁给金融系统，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商品房市场进入存量时代的环境下，取消该制度有四大有利之处。
其一，有力保护购房业主的合法权益。取消预售制度之后，购房者不仅不用承担商品楼盘项目烂尾重大风险，也不必承担不必要的贷款违约风险，而且由于购房者购买的商品楼盘看得见、摸得着，切实满足普通购房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其二，催生优质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制度取消强逼小开发商进行重组整合，充裕自身资金，市场主体将更优质，行业集中度和行业规范性大大提高，楼盘烂尾和违约交付等诸多问题大大降低。资金雄厚、技术过硬的优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成为市场竞争主力。
其三，减轻政府监管压力。在商品房现售制度下，实现公开、公正、公平交易，商品房预售制度下的烂尾等情形几乎不会发生，能够有效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也有益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集中精力做好其它服务与监管等工作。
其四，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银行而言，担保物由期房变为现房，融资杠杆门槛提高，担保物更集中可靠，银行坏账风险降低。对于整个金融系统而言，供需两端的杠杆率降低也有益于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推行“身份证电子邮箱”送达方式
认真解决送达难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已经有3500多家法院支持电子送达。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当前的电子送达存在适用率不高、送达不成功、没有详细规定等诸多问题，“送达难”情况仍待解决。
具体而言，目前电子送达方式是被动适用，难以充分施展作用；目前电子送达受众群体和送达手段具有局限性，难以全面适用；缺乏电子送达的详细规定。
对此，朱征夫建议从四方面推行“身份证电子邮箱”送达方式。首先，在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中增设“身份证电子邮箱”模块，在公民办理身份证时为公民自动生成与身份信息相匹配的“身份邮箱”，作为公民权威、专属、唯一线上虚拟地址，赋予其与身份证地址同等的法律效力，将“身份证电子邮箱”送达作为电子送达的主要方式。
第贰，对电子送达采取法院主动强制适用为主、当事人自主选择为辅的模式。如当事人有异议的，法院可自由裁量是否转为线下送达。通过制度设计，促使电子送达与线下送达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切实扭转法院在电子送达适用条件受限的被动局面。
第叁，细化“身份证电子邮箱”和其它电子送达方式的送达标准和操作流程，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完善法院送达告知方式，采取强制向受送达人发送弹屏信息的形式，将送达信息强行覆盖手机界面强制受送达人接收，确保受送达人对送达内容的查询。
第四，将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与法院业务系统联网，拓宽电子送达地址收集渠道，实现公民身份信息数据共享，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查询到当事人的“身份证电子邮箱”，从而有效开展电子送达活动。
把粤港澳大湾区缔造成
世界级企业重整中心
企业破产重整是重新激活企业生命力的形式之一。当前，全球企业重整中心主要聚焦在美国、英国（包含英属离岸区）和新加坡。
上述区域优势是：法治体系完善，团队专业化、国际化水平高，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前往破产重整，从而在技术、资金等方面赢得发展主动权。
其实，粤港澳大湾区在企业重整方面也具备特有的优势。朱征夫表示，一是制度优势，粤港澳三地具有“两种制度、三个法域”的独特优势，可同时为大陆法和普通法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提供重整服务。好比，香港的法律体系丝毫不逊于新加坡，在企业重整方面只要新加坡能做到的，香港一定能做到甚至超越。
二是产业优势，大湾区已是世界的科创中心、制造业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可以全方位为企业重整提供科技、产业和资金等多个关键核心要素。三是机构优势，现有数据表明，大湾区已经是世界级商事争议解决的中心。其中，粤港澳三地法院、仲裁机构和正在筹建的香港国际调解院，具备条件形成合力帮助各国企业，将商事诉讼或争议转化为企业重整。
朱征夫表示，大湾区虽然已具备缔造成世界级企业重整中心的条件，但在企业重整领域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甚至掣肘。
其主要问题聚焦在：一是认识不深。对企业重整重要性的理解，有些地方只看重单个企业破产重组造成的维稳和政绩，而忽视企业重整产业对保主体、保就业的作用，和从全球吸引人才、技术和资金的重要性。
二是法制滞后。我国《企业破产法》于2006年颁发，现缺乏对跨境破产方面的规定，从而限制了跨境破产在大湾区的落地。好比，本届全国人大已将修订并入计划，但在修订草案中尚未完善跨境破产方面的内容。
三是能力受限。目前，三地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能力难以满足需求。四是缺乏合作机制。粤港澳深度合作的制度条件，还停留在以政府协议为主的政策导向层面，没有从司法、市场等领域形成深入全面的合作机制，并造成效率低、成效差。
“企业重整意义重大，不仅能快速实现保主体、保就业和保税收，同时还有极强的产业联动性。包含：带动产业投资、金融服务和资产管理等相关业态的发展，其关联规模达上万亿；对人才、技术和资金进行重新整合，有效提升大湾区全球招商的竞争力；倒逼大湾区经济服务水平的国际化，推动法律服务、会计、评估、 知识产权 服务和资产管理等领域创新升级，...。”朱征夫提到、
因此朱征夫建议：把在大湾区缔造成世界级企业重整中心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的抓手之一。
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他还建议采取以下相应对策：努力提高社会公众尤其是领导干部对企业重整事业的理解；以在《企业破产法》的修订中加入跨境破产的规定等方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通过授予广东在企业重整方面特别立法权、同意在广东设立破产法院或商事法院等方式支持广东先行先试；推动粤港澳三地设立企业重整司法合作联席会议，强化三地司法合作和专业资源整合等，为把粤港澳大湾区缔造成世界级企业重整中心在思想上、制度上和组织上提供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