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所经历的长达20多年的经济衰退，曾对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平、就业情况等方面造成了严峻的冲击，不良影响持续直到今天。在这段时期内，日本政府为阻止经济滑入严重衰退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究竟是否合理，也在全球学界和政界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议，并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施展了参考坐标系的价值。

　　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一书中（中文译版由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领衔翻译），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职于纽约联邦储蓄银行的辜朝明针对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与社会状况，系统性分析了由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传导路径，评估日本政府在不同阶段为扭转经济趋势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效果，并且对传统宏观经济学思想进行了补充。作者分析思路清晰，观点鲜明突出，显现出简洁高效的经济实践价值，因此获得了业内广泛的重视。

　　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推手

　　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曾经历了一轮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尤其是土地和房产价格实现了大幅升值。在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仅东京地区的土地价格就能买下整个美国，令人咋舌。可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资产价格的膨胀难以为继，日本的“经济神话”完全破灭，衰退接踵而至。

　　作者认为，自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企业为了避免因资不抵债出现破产，被迫缩小负债规模。虽然这一举措可以确保企业能够在经济下行阶段生活下去，可是此时企业的经营目标也相应地从“利润最大化”，变为了“债务最小化”。

　　由此，作者在书中指出造成日本经济衰退，陷入通缩螺旋的第壹推手：当企业层面纷纷采取正确且负责任的行动时，会造成总需求的萎缩，造成经典的“合成谬误”现象。即在经济下行进程中，企业纷纷因自身资产负债表“破损”,并对经济前景不明而踌躇时，往往收缩生产经营规模，即便企业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所得的收益也是首先用于偿还债务，而非扩大再生产，于是经济扩张的活力便降低了。

　　造成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第贰推手是：高居民储蓄率。作者通过观察20世纪90年代日本央行，和管理和协调机构等相关部门的数据后发现，日本居民仍保持着高储蓄率的习惯。但由于此时企业的目标是债务最小化，从而造成了庞大的居民储蓄无法匹配到充分的企业融资需求，使一部分资金无法进入到经济体系中运转，于是便形成了会诱发经济衰退的“通缩缺口”。

　　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针对日本经济相较于高速发展期所发生的“失血”现象，作者借助于历史上的宏观经济典型案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可以将日本带出衰退泥淖的政策观点：政府本身务必采取与企业相反的措施，以抵消由于企业融资需求不足而滞留的居民储蓄，使其在经济中实现运转。

　　作者认为，此时的政府是经济中唯一剩下的借款人，而通过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可以填补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的“通缩缺口”，因为政府可以借入由家庭部门形成而企业部门却没有借贷的储蓄，并进行支出。

　　同时，作者还强调，在采取财政政策时应越早越好；在难以准确度量赤字规模时，宜大不宜小；在政策实施进程中，需重视刺激政策的连贯性。正因这种将财政政策作为纾困抓手的鲜明观点，在经济学界和政府实践中引发了热烈的争议和碰撞。作者在书中，则将自己的政策主张与如下两种主要的竞争观点进行了一番比较。

　　其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主张实施货币政策的人士曾认为，针对日本所面临的经济衰退情形，应借助量化宽松手段，好比注入流动性、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水平激发企业对资金的切实需求，进而提振经济。对此，作者直接了当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企业的经营目标发生了转变，对资金的切实需求出现减弱。在这种情景下，仅凭借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效用无疑将较以往大打折扣。

　　如前所述，在由资产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日本经济衰退中，企业为了避免发生“资不抵债”，而不得不以“债务最小化”作为现阶段的生存目标。因此，仅以量化宽松等方式去鼓励企业融资负债的货币政策，很明显与此阶段很多企业的经营目标其实不一样。因为缺的不是货币，而是企业对货币的切实需求。

　　其二，结构性改革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作者还在书中提到，针对日本所面临的困扰，有人主张这是由于经济体制本身存在深条理的结构性问题所致，因此应该采取结构性改革。对此，作者提醒道，结构性改革其实不是一挥而就的，而是一个可能长达十年至15年的长期性工作。

　　作者所主张的则是一种左右开弓的形式：一方面，日本需要做的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帮助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使之有充分的收入进行偿债；另一方面，需要实施前瞻性的结构性改革，以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使得企业不会染上“债务抵触综合征”。正是通过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政策的同时发力，最终让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债务最小化”，再次回到“利润最大化”。

　　资产负债表的“清洁”

　　在对经济进行积极的修复之后，如何判断企业已经重塑出一份“清洁的”资产负债表？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较为清晰的判断依据：一是在资产端需要能够确认资产价格连续性地止跌回升，好比土地和房产价格的回升，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实现上涨。这种经济状况的明朗化能够帮助企业重拾投资信心，让经济能够重新被驱动起来。二是在负债端需要出现企业在极力缩小债务规模之后，再次开展负债的合理扩张。从资金角度来审视，即再次出现企业对居民储蓄的融资需求，表现为市场利率从零开始，实现正确的上升。

　　不过需要谨防的是，作者特别指出，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真正实现修复的关键时刻，财政政策的实施节奏非常重要。

　　首先，在前述一些指标持续反映出资产负债表获得修复之前，应保证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日本正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时间里，在政策立场上摇摆不定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宫泽喜一政府到桥本龙太郎政府，再到小渊惠三和小泉纯一郎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我们时常被打断，甚至会为了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转而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从而让日本“失去了20年”。

　　其次，在上述指标反映出资产负债表真正获得修复之后，政府应该及时削减预算赤字，因为此时已不存在通缩缺口，企业恢复了正常的融资需求。如果在这个时候财政政策不果断退出，会造成政府投资对私营部门投资的挤出，从而会抑制经济活力的及时恢复。

　　整体而言，《资产负债表衰退》显现了作者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抗击经济衰退的鲜明观点，提出了政策实施的清晰路径，给出了可以观察政策效果的关键指标，并融合了日本经济衰退的生动案例。因此，本书可谓清晰易懂，并能让人展开思考。另外，就本书对于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治理实践的贡献，也可作两点总结：

　　一是就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责而言，本书所提出的说法有别于以往的“守夜人”职责，不仅要求政府能做好裁判和管理者，还要能在特殊时期亲自下场，承担起一部分原本应由企业施展的投融资功能，目标是为经济的恢复争取时间。并且，政府须在不同经济阶段对企业进行支持，形成一套修复资产负债表的组合拳。

　　二是相较于标准经济周期理论所描绘的“成长—繁华—衰退—萧条（溃散）”的循环模式，作者认为，如果能通过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及时应对“衰退”周期，那么国家经济完全有可能跨过“萧条”，直接再次步入“成长”周期，说白了，宏观经济可以在整体上始终显现出一种向上的发展趋势。这一观点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任何经济理论都务必接受市场的检验，并且可以想见，如同所有宏观经济学流派一样，有着明确时代背景和思考起点的辜氏理论，还将继续接受学界和政界的考察与争论，相信读者也将从这本享有盛名的作品中，形成属于自己的说法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