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股市的发展现状来看，要尽量减少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要更多地选择从严执法、从重处罚。毕竟中国股市涉及数以亿计投资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各种非法行为漫山遍野，绝对不能纵容违法犯罪、非法行为的发生。

　　不久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理裁量基本规则（征求建议稿）》（以下简称《裁量基本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建议，以进一步规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理裁量，统一执法标准，增强裁量公开性，实现裁量公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裁量基本规则》当然其实其实不是有的放矢。一是为了贯彻落实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精神，该《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统一执法，制定行政处理裁量基准，规范执法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规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理裁量、统一执法标准的切实需求，毕竟在过去的执法进程中，的确存在执法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好比，在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大股东及重要股东违规减持的问题上，执法标准不统一的现象较为常见。少数违规减持案件遭到了重罚。好比，去年9月， 我乐家居 大股东违规减持1.07亿元人民币，结果遭到了近5000万元的处罚。但更多的则是责令整改，让违规减持股东购回违规减持股份。甚至有的股东违规减持，处罚只是停留在上市公司层面，股东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即渺无回应。正是基于执法标准的不统一，因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裁量基本规则》很有必要。

　　那么，如何规范行政处理裁量，统一执法标准呢？这首先需要从法律法规层面统一处罚的标准，尤其是要从立法的层面统一处罚标准。如果立法层面都不统一，这就很难在执法层面上达成统一。其实，目前涉及资本市场的一些立法，如证券法、公司法、基金法、刑法等，在有关处罚问题上的标准本身就不统一，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好比对待基金“老鼠仓”，根据基金法第壹百二十三条第壹款的规定，“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而依据证券法对内幕交易的查处，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以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在对待同一问题上，基金法与证券法的标准明显是有不同 的，这一定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因此，这个问题务必从立法层面加以解决。

　　在立法层面的处罚标准达成统一的条件下，需要统一的就是各项规章制度。而《裁量基本规则》本身也属于规章制度范畴。好比，《裁量基本规则》规定，行政处理裁量分为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等裁量阶次。同时，裁量基本规则对不同裁量阶次的含义和划分方式作出明确，并分别规定不同裁量阶次的适用情形。当事人同时具有从轻、减轻或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结合案件详细情况综合考虑后进行处罚。《裁量基本规则》的这些规定，显然有助于统一执法标准。

　　从中国股市的发展现状来看，要尽量减少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要更多地选择从严执法、从重处罚。毕竟中国股市涉及数以亿计投资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各种非法行为漫山遍野，绝对不能纵容违法犯罪、非法行为的发生。因此，对于非法行为的查处，务必统一到从严执法、从重处罚的轨道上来。只有能够从重处罚的，才能从轻处罚，绝不能让违法犯罪、非法者兴风作浪。

　　当然，这里的从重处罚不限于行政处理，而是一种全面的处罚。好比在行政处理的同时，非法者构成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则应赔偿投资人的损失。如果涉及维护权益索赔的，应统一采取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形式维护权益。而且，对违法犯罪表现务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同样要坚持从严处理责任、从重处罚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