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观察

　　7月8日，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在发布会上表示，实践中对一些小摊小贩、小微企业的行政处理违反“过罚相当”原则，处以高额罚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生发生活，无益于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7月8日央视网）

　　所谓过罚相当，是行政处理所遵循的一项原则，其含义是“罚”的种类、幅度与“过”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水平相适应。这样，法律作为“公正善良之术”的权威和尊严才能得到尊重，法治化营商环境才会受到巩固与维护。相信大伙都明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庞大经济躯体内的“毛细血管”。这些“毛细血管”虽小，但遍及全身，对营商环境的冷暖尤为敏感。当行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商环境变得阳光透明、可预期，经济活动的“毛细血管”就会富有弹性、布满活力。相反，如果行政执法受到小过重罚、重过轻罚的“感染”，经济微循环不畅顺，这些“毛细血管”吸纳就业、满足消费需求的作用就会受到削弱。

　　然而，在现实中，过罚不妥其实不鲜见。前几年，西部某市“一农户卖5斤芹菜遭罚6.6万元”案一度引发烧议。当事店家惊呼，这得卖多少吨芹菜才能挣回6万多元？的确，农户卖出的芹菜存在农药超标，店家也不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且未履行检验义务——但行政处理要符合法理，还要符合事理和情理。不然，过罚不妥、处罚不精准形成惯性，不仅该轻罚的会被重罚，还会把不该罚的也罚了，把该重罚的轻罚了事。

　　为啥“小过重罚”之类的现象防不胜防？首先，源自思维惯性。“管理就是处罚，严管就是重罚”的错误宗旨，在有的地方、有些部门和有的执法人员中还很流行。这造成“顶格处罚”“小过重罚”不时发生。其次，源自治理惰性。在执法实践中，亟须对“过”与“罚”的各种因素进行统筹考量和精细化处理。譬如，统筹考虑社会发展水平、行业特点、地方实际等原因，综合考量当事人主观过错与行为后果，实施分类处理。而不顾后果，一律顶格处理的表现，正是治理惰性的真实写照。

　　归根结柢，过罚不妥的背后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唯有把“过罚不妥”装进制度笼子，方能使行政执法兼顾力度与温度，不断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今年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已发布实施。借此契机，各地、各部门要加快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基准，从个案办理、类案管理向系统治理推进。

　　（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