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巍
洪武二年六月，“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这是最早见诸明代史籍的御史巡按事例。明代巡按御史制度，在吸收借鉴汉唐监察制度的条件上，更显现出体系性的一面。
永乐元年，朝廷“遣御史分巡天下，为定制”。经过后续完善，御史巡按制度日益严密，对巡按御史的选派、职权范围、出巡时限、巡视程序及相关注意事项等都有明确规定。
御史之选任条件原本就相对较高，“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给事中是谏君，御史是察臣。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人，每年差为巡按的有21人，且“必中差始畀按差”。所谓中差，指巡盐、巡仓、巡关、巡茶等。只有经此历练，才能考虑十三省及一些重要岗位的巡按之职。派出前，由都察院长官将拟派御史引至御前，请旨点差。如此，更显派出之隆重、职位之重要。
巡按御史除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外，宣大、辽东、甘肃与“十三省各一人”。假如某地难治，也有可能根据需要专门派出人员。时限则“岁一更代”，避免久任后形成复杂的人情关联；期满后，吏民恳求，也可延长。
出巡时，御史要遵从《宪纲》《诸司职掌》等。这些律法规定了御史的职责、出巡时注意事项和地方官应持的礼节，尤其是地方招待、饮食供应等。好比，要求“监察御史巡历去处，不准出郭迎接”“分巡所至，不准多用导从，饮食供帐只宜从俭”。一旦违章，地方有司可据以弹劾。
期满回京后，都察院要进行考核，即“出则奏请，还则考核”。一般由都察院长官进行考察保结，称职者具奏，仍回十三道管事；不称职者，奏请罢黜。后来，还将考察内容进一步细化。嘉靖十三年，朝廷颁定“巡按御史满日造报册式”，将工作具体化为三十九项，御史回京需逐项填写开报。
“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明代给了巡按御史较大的权力和权威。从御史与都察院的关系来看，巡按御史虽然行政上受都察院管辖，却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甚至可直接纠劾都御史。回京之日，虽受都察院考核，却也是直接“赴御前复命”。
因是“代天子巡狩”，故凡政事得失、军民利害，尽可察纠。但就主要方面言：一是察吏，考察地方文武官吏，举劾人才；二是安民，督查仓库、税粮，检查学校教育、存恤孤老、族表孝义，督修农田水利及公共设施，赈济灾荒等。
相关巡察的行径，有明察，有暗察。明察，即到官府吊刷卷宗、审录罪囚、接受百姓词讼等；暗察，即微服私访，“于民间广询密访”，包含走访粮长、里长、老人等，收集民谣、舆论。
依《宪纲》，“凡监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巡审囚刷卷，务必遍历，不拘限期”。通过对各级机关所行公文档案进行审查，了解官吏为政情况。刷卷后，要分有无拖延、有无错误等予以批复。若是仓库、钱粮、兵饷等财务类的，大抵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进行审计，通过财务往来、账目前后的仔细比对，发现有无舞弊做假。
若是受理词讼、审录罪囚，相关线索既可来自民间控告，也可是巡按自己的发现，还可来自都察院、其它官府衙门甚至皇帝的转交。依《宪纲》，巡按御史和地方按察司对六级以下品官可直接“取问明白”，后再奏闻。这实际上赋予了必要时直接拷讯的权力。
巡按御史在开具实绩后“奏请上裁”，但有个别特例时也可直接罢黜。可弹劾事项，既可能是贪赃、不职、刑狱淹禁，也有可能只是庸碌。不过，明代不允许风闻奏事，而要求有真凭实据，“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诋、讦拾细琐”。关于灾情上报的，要在踏勘、造册后奏报。弹劾奏章最后，还需提出处置的建议性意见。
巡按御史不仅可劾，还可举。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御史巡历地方，如果发现有遵纪守法、清廉能干的人才“随即举闻”。
《明史》评价，明初的政治“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应该说，这与巡按御史对地方吏治的监察作用得到充分施展是分不开的。
好比，举廉黜贪。正统年间，韩雍巡按江西，罢黜贪墨吏57人；天顺时期，御史陈选巡按江西，也尽黜贪残吏。时人赞曰：“前有韩雍，后有陈选。”巡按对出镇的宦官、藩王也敢于直面斗争，至于结交权贵的豪猾恶霸更不放过，故史书中不乏巡按到来“豪猾敛迹”“弃官遁去”之语。至于那些骄纵不法、贪赃横暴的武官或杀良冒功、掩败为胜的将帅，也会受到巡按的弹劾。
又如，兴利除弊。巡按作为风宪官，比较熟悉律令。正统年间，朱鉴巡按广东，“奉命录囚，多所平反”。宣德八年，朝廷进一步明确巡按御史有协同中央法司遣官会审的职责。这为他们正式参与地方会审提供了法律依据。巡按御史还可奏报善举，并请求旌表。洪熙元年，基于巡按御史尹崇廉的奏请，朝廷旌表诸暨县民孟氏“甘守苦节”。
在纠劾官吏、教化安民的进程中，明代涌现了一批可为后世范的循吏、廉吏。一代名臣于谦曾巡按江西，为数百名囚犯平反冤狱，获得“两袖清风”的赞誉。宣德年间，吴讷巡按贵州，回京赴命时当地官员送黄金若干。吴讷不启封并作诗题于上：“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间。”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