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受网络暴力一年后，杨雨彤（化名）的社交账号私信仍能收到个别辱骂信息，回忆这段经历，她形容自己就像“被卷入愤怒的海里”，网友那些带着怒气的辱骂给她内心留下一些难以磨灭的印记，其间她也曾抱着“必胜的决心”拿起法律武器与之对抗，但过程的烦琐和艰辛最终让她放弃了起诉。

　　现阶段，网络暴力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词汇，互联网赋予人们快速发声的渠道，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暴者”或“被网暴者”，网暴对于个人的伤害和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也开始被越来越多人讨论。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部门联合公布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将于8月1日起施行。个人遭遇网暴意味着什么？未来网暴治理法治化应从哪些方面着力？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意外卷入“冰淇淋事件”：

　　每秒收到几十条辱骂信息网暴波及亲朋好友

　　去年某一天早上6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杨雨彤吵醒，电话那头是一个男声没头没脑地辱骂，她意识到自己“真的被网暴了”。

　　她卷入的是去年被讨论得满城风雨的“冰淇淋事件”，在网传视频里，某汽车展台派发免费冰淇淋时，两名礼仪人员以派完为由拒绝中国访客领取，随后却向另一名询问的外国访客送上冰淇淋。该视频在当时被疯传，而刚好也在现场工作的杨雨彤就被误认为是其中一个当事人，在事情发酵的当天夜晚，她的个人社交媒体号就收到了很多的私信和评论。

　　“我的后台当时大概每五秒就增加1条评论，但我那时还不觉得自己是被网暴。”而当次日一早在接完那通辱骂电话后，杨雨彤打开自己的账号后台，发现每秒钟就有几十条消息弹出，很多辱骂内容不堪入目，而那条相关视频的浏览量已经高达800多万。

　　面对漫山遍野的消息，杨雨彤很焦虑想要自证清白，她开始回复一些网友的评论，想要澄清自己其实不是当时的职员，但她的回应很快就被淹没在不断快速更新的网友评论里。“自证”无效后，愈发多的谩骂信息让杨雨彤变得麻木，她一度呆坐在床上不晓得该作何反应。随后她将自己账号的私信和评论关掉，但网暴并没有停止，在一些新制作的相关视频里，仍然有网友在评论底下将她的账号发布出来。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不止是杨雨彤，她社交账号关注列表里的所有账号也都受到了谩骂和骚扰。“网友们感觉我关注的人里面一定有另外一个礼仪人员。”甚至于有网络大V将她的个人信息和工作经验都发布到网上，而她账号过往发布的个人视频也全部被恶意评论“攻占”，个别网友的言论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人身要挟信息。“我那时真的很恐惧。”杨雨彤觉得不能再缄默寂静下去，她重新录制了一条澄清视频，期待能平息风波，但她却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网暴。

　　杨雨彤渐渐发现，似乎没有网友在意自己回应了啥，大家只是一味地宣泄情绪，更可怕的是，就连她的亲朋好友都遭遇到了或多或少的骚扰，于是她选择了报警。

　　被网暴后“取证难”

　　诉讼过程耗时耗财她身心俱疲放弃追究责任

　　杨雨彤报警后，笔录从当天下午5时许做到夜晚10时，重复陈述案情让她感到疲惫，最终她拿到了一张接报回执，警方告诉她现阶段无法立案。

　　北京静治律师事务所主任郑洪涛律师指出，网暴普遍立案难，网络暴力罪名主要聚焦在诽谤罪、侮辱罪等方面，该类案件一般为自诉案件，受害者往往需要自行举证。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的昌国徽律师则指出，网络暴力具有一定煽动性，往往是群体行为，由于一些平台用户入驻的身份审核等不太完善，所以造成立案取证困难。

　　警方让杨雨彤搜集整理好她被网暴的证据，但在搜集证据进程中，平台的自动保护系统让很多恶评被删掉了，因此当她想举证时，该保护系统反而成了一种“阻碍”。

　　整理证据的过程对杨雨彤来说也很痛苦。为了搜集证据，她相当于要重新看一遍那些辱骂自己的言论。“多个社交平台上都有人在辱骂我。”她将自己能找到的评论截图保存并刻录在光盘里，也打印了一份一并交给警方，但仍未得到进一步反馈。

　　随后，杨雨彤想到了另外一条路径——起诉网暴者。她笑称自己是“怀着必胜的决心”去找律师，她甚至计划好了后续要出一个“被网暴后如何维护权益”的教程来教大家正确应对网暴。但她后来发现，这个过程消耗的精力和金钱都超出她可承受的范畴。

　　由于起诉需要将证据固定下来防止被篡改或删除，杨雨彤需要重新将相关网暴内容的录像、截图根据规范上传并进行公证。尽管相关的文书制作有律师帮助处理，但她仍需要自己录制上传。

　　“当时光是一个平台的证据一天就要录好多遍，录着录着就不太想继续往下深究了，因为太消耗精力了。”让她最难受的点在于，那些网暴过她的人其实不是每个都能“揪出来”——原来，关于网暴的立案标准有一条“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五千次以上或被转发次数达五百次以上的”，但很多网暴者只是在写评论并没有转发，难以证明其“引导了网暴”。

　　在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筛选后，她找到了三个造成影响较大的网暴者，最终制作出6本公证书，让律师分别给这群人所属的社交平台发了律师函。

　　郑洪涛律师介绍，网暴“取证难”还在于，受害者要先找到网暴者的个人真实信息，而平台在没有司法裁判要求的情景下可能会以“个人信息保护”为由拒绝提供。“出现这种情景，受害者还需要先起诉平台，要求平台履行义务。”

　　到这一步，杨雨彤其实尚未走到具体的诉讼阶段，但她已经花掉了8000元人民币，律师告诉她，后续打官司的款项需要看具体索赔金额，还要加上出庭的差旅费和日常费用等，且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

　　那段时间，杨雨彤的情感变得抑郁，不太爱说话。有时走在路上，她甚至会觉得迎面走过来的每个人都曾经在互联网上骂过自己。除了心理变化，她时常觉得脖子肿痛，身心的压力让她被迫停工了很长一段时期。

　　发完律师函后，想到后续可能还要花更多精力和时间，杨雨彤最终还是放弃了对网暴者的追究责任，她不想一直陷在“漩涡”里。

　　惩办“按键伤人”：

　　网暴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在路上

　　现阶段，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网暴维护权益，对网暴的惩办力度也不断加强，对治理网络暴力的法治化建设也在不断完善。数据显示，去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依托“夏季行动”和“净网2023”专项行动，共查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110起，刑事打击112人，行政处理96人，批判教育472人，指导重点网站平台阻断删除涉网络暴力信息2.7万条，禁言违规账号500余个。

　　对于如何惩办网暴，今年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公权力要为受害者撑腰，网暴行为务必付出代价；最高检工作报告也指出，坚决惩办网络暴力“按键伤人”，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网络秩序。

　　去年出台的《关于依法惩办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建议稿）》两个文件也同样表明了治理网暴的态度。其中，《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将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这也是我国第壹部针对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条件性立法文件。

　　广东祈福律师事务所主任程时春律师指出，上述两份文件的出台有助于明确网络暴力的法律界定和法律后果，同时也是对“法不责众”错误倾向的一种矫正。总体来看，她认为这两份文件在规范网络暴力行为、明确法律责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和法律框架完善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他们同样认为，将来的网络暴力治理之路仍很长，网暴维护权益里的公诉立案难题仍值得关注。

　　程时春认为，网络暴力是一个跨越多个法律部门的社会问题，需要包含刑法和行政法在内的公法规范共同协作，形成合力，才能更有效地遏制网络暴力。昌国徽律师同样认为，当前对于网络暴力伤害的责罚机制还需要加强。

　　杨雨彤坦言，如今再看到有网友辱骂她的信息时“已经没啥特别的感觉”，她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让更多人意识到网络世界其实不是法外之地，需要每一个网络使用者共同维护其公正与和谐。

　　建议

　　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暴后果

　　在此前的网暴案件中，多以自诉案件为主，公诉案件较少。郑洪涛律师认为，对于现阶段的网暴维护权益，只有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之时，自诉案件才可能转为公诉案件。据他观望，近年来侮辱、诽谤类刑事案件增长明显，其中很多为网络侮辱、诽谤案件，但相比之下，作出有罪判决的比率却较低。

　　程时春律师建议，应尽快出台专门的反网络暴力法，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络暴力的定义和法律后果，为受害者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时，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增加“情节极其严重”的量刑档次，以便司法机关在判决时有更明确的量刑标准。郑洪涛则认为，现阶段 人工智能 技术已进入实用阶段，建议有关社交平台可引入 人工智能 技术进行快速分析判断是否存在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表现。

　　生活中也有很多人像杨雨彤那样，在网暴维护权益进程中遇到“取证难”等复杂情况，因此程时春认为，可进一步优化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的溯源取证规则，完善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制度，修订侮辱罪、诽谤罪等相关法律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