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6月26日发布五起财务做假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涉及上市公司、挂牌公司、普通国有公司及私营企业多类主体，做假行为涵盖挂牌公司公开转让、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诈骗银行借款等多种场景。

　　最高法表示，对财务做假违法犯罪案件加强审判指导，制发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发布典型案例，意在依法整治财务审计秩序、有效遏制财务做假工作，不断扩大对财务做假等行为的惩办力度，坚守法治和诚信底线，构建公开透明、诚信为本的市场环境。

　　最高法公布的五个案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全方位各环节打击财务做假行为，全面贯彻落实“零容忍”要求。据最高法介绍，人民法院对于证券发行人、主办券商、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等众多财务做假主体，根据各自过错予以相应刑事与民事打击，落实了党中央关于对财务做假“零容忍”的要求。

　　二是惩首恶、打帮凶，坚持“过责相当”原则。案例二“投资者诉中某某股份公司、招某证券公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贯彻“过责相当”原则，合理界定各方注意义务和责任范围，认定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了相应比例连带赔偿责任。

　　最高法表示，“追首恶”与“打帮凶”并举，精准打击犯法行为，才能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增进行业健康发展。证券发行企业的大股东和实控人是财务做假的首恶，首先应予以严厉责罚。承销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怠于履行“看门人”职责，参与或配合财务做假，严重损害多条理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损害中小投资者权益，影响了市场投资信心和国家金融安全，也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是民事行政刑事手段并重，形成立体追究责任体系。最高法表示，财务做假严重破坏资本市场秩序，应通过刑事、行政和民事立体追究责任体系打击治理。本次发布的两个民事、三个刑事案例体现了民事责任与刑事打击的协同，人民法院民事与刑事责任追究，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理，共同构筑了打击财务做假的立体追究责任体系。

　　案例三“厦门某会计师事务所、陈某亮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中，被告单位厦门某会计师事务所，为牟取非法利益，无视行业规范要求，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被相关企业用于向银诈诈骗贷款，造成银行数亿元的经济流失，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最终，该事务所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被判处罚金和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

　　最高法表示，民事责任偏重救济受害人、刑事责任偏重震慑违法犯罪，民事案例与刑事案例相配合，可以更好警示相关市场主体，营造崇法守信的市场环境。

　　四是积极推进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落实“抓前端、治未病”。以案例五“丁某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为例，人民法院施展司法能动性，探索完善更加灵活的合规整改模式，简化整改程序、降低成本，激发企业合规整改内生动力，督促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到位。在合规整改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被告人适用了缓刑。

　　据了解，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充分施展审判职能作用，不断提升财务做假案件审判质量，扎实推进投资者权益保护，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