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行业的反腐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7月25日， 北京市 检察院就此前开展的治理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犯罪专项工作，介绍工作情况。

　　数据显示，自去年4月以来，北京全市检察机关办理了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犯罪案件126件，涉及207人，主要罪名是行贿受贿、职务侵占。

　　21记者了解到，在 北京市 检察院列举的6起典型案例里，4起为职务侵占案，2起为行贿受贿案。从移送司法的案件判决结果来看，职务侵占罪的判决力度比较大，最高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

　　电商领域频发，基层“油水”多

　　 北京市 检察院介绍，从打击治理专项工作中，他们注意到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犯罪有两大特点：一是与互联网业务紧密相关，二是涉案人员大多在基层。

　　以往的商业腐败犯罪主要聚焦在商品流转等关键环节，但互联网商业腐败犯罪与自身业务场景直接相关，涉及运营、流量、数据。 北京市 检察院尤其提到，电商领域是一大高发区。

　　好比，典型案例中的一个电商业务场景为提前获知促销信息。2019年，某科技公司股东赵某为了提前获知促销信息，先于其它采购商下单，向电商企业的销售人员陈某行贿超过22万元。收到钱款后，陈某单独给赵某发送低价商品链接，赵某最终从中获取利益了40万元。

　　典型案例里还提到了直播电商的账号维护，运营人员收钱帮主播加入“白名单”，受贿金额达到300万元；第叁方派遣人员利用“先用后付”的滞后性，把客户贷款截留到个人账户中，转移超过18万余元……

　　在上述提到的几起案件中，行为人都是运营岗、商务岗的普通职员。 北京市 检察院表示，这是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案件的特点。商业腐败的涉案人员不用身处高位，往往位于基层、没有管理权。

　　“互联网企业通常采取简化层级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一些负责具体业务的职员权利较大，手握资金额度也很高，所以非常容易滋生商业腐败的危险。” 北京市 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陈禹橦解释，一些商业贿赂的权钱交易行为现在来看比较隐蔽，受贿方和行贿方有时候会形成利益共同体，也增加了发现查处的难处。

　　一些企业的廉洁风险防控风控薄弱，也为滋生内部腐败提供了土壤。 北京市 检察院表示，一些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早期把更多资源投放到业务部门，内部反腐监管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像在一起2022年的典型案例中，只有负责电商运营的表现人一人，掌有公司账户的管理员权限。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景下，行为人得以屡次把公司收款账户的钱财占为己有。

　　下一步重点：继续协同治理

　　2022年底，马化腾在腾讯内部员工大会上，特别强调腾讯内部贪污腐败“惊心动魄”。他在线上会议里说，自己看完调查结果才理解，为啥很多业务做不起来——“因为这么多漏洞在被掏。”

　　反腐整顿在近几年逐渐引起互联网大厂的注意。从2021年开始，各个大厂开始系统性公开每年的反舞弊调查：抖音集团近期发布的通报显示，去年查处内部的舞弊类违规案件177件。23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占比达近13%；美团、腾讯2023年通报中，涉案内外部人员合计超过200名。

　　陈禹橦表示， 北京市 检察院已经对互联网企业制发过多份检察建议，对重点岗位人员的廉洁风险，提出了针对性的防控建议。也希望通过这些溯源治理信号，让更多互联网企业意识到内部廉洁机制的重要性。

　　检察院也在执行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案件的“一案多查”要求，建立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数据库，通过内外部数据比对碰撞，追诉漏罪漏犯。同时审查是否有其它的违法犯罪线索，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及时把发现的线索转移给相关部门。

　　对于下一步检察院的行动重点， 北京市 检察院表示，治理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犯罪工作是“检察护企”的专项行动之一，也是为了维护民营经济的环境和公平市场秩序，会继续推进该行动。具体而言，检察院会聚焦到“维护合作”、“流量分成”等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高发领域，并以新修订的《公司法》实施为契机，强化与行业主管部门、重点企业的沟通，形成协同治理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