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 第叁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三中院”）日前召开证券期货犯罪审判情况新闻通报会。据介绍，该院共受理证券类刑事案件47件，其中，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42件，成为当前审理证券犯罪案件的“第壹大罪”，占全部受理案件的89.36%。

　　2020年12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8个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人民法院证券期货犯罪审判基地”，北京三中院是其中之一。

　　对于涉内幕交易案在北京三中院证券刑事案件中占相当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在于其更易满足“主观故意”的刑事追究责任标准。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证券违规行为主要可分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作市场三大类，是否需要刑事追究责任决定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内幕交易、操作市场的为人一定满足“主观故意”的刑事追究责任标准，因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率会更高一些。

　　其次，内幕消息知情人多，内幕交易成本较低。浙江六和（宁波）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志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等主体内幕信息多，法定的内幕知情人员也多，而内幕交易作案方便，成本低，内幕交易行为也随之增加。同时法网日趋严密，包含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范围大，一旦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内幕知情人员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又不能“自证清白”的，容易被认定从事了内幕交易。

　　最后，证券监管职能部门查处的内幕交易案件较多。从中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3年查办案件类型来看，内幕交易案件达到194件，仅次于信息披露违法的244件，远远高于操作市场的73件。“所以内幕交易成为北京三中院证券刑事案件‘第壹大罪’也属正常。”张志旺表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证券市场刑事犯罪案件对应行政违法案件，主要体现为虚假陈述类（包含欺诈发行、持续披露期间的虚假陈述等）、内幕交易、操作市场、专业机构欺诈客户等，其中内幕交易是主要的违法犯罪类型之一。

　　根据北京三中院发布的6起典型案例，其中4起涉内幕交易，包含“零口供”内幕交易案，单位内幕交易犯罪，未获取利益的消息利好型内幕交易犯罪，认罪认罚的内幕交易案。

　　汤欣表示，内幕交易违法犯罪中一种常见类型是所谓“内幕信息泄露型”案件，这种案件有点对点、隐秘性等特征，当事人自认的陈述、口供通常不容易取得，在认定违法犯罪事实时可能需要依法通过取得和确认“环境证据”等方式进行，在证据充分的情景下即便“零口供”也可认定违法犯罪事实。另外，在认定法人等单位违法犯罪时，如何确定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的关系、违法所得额的计算等也一直是执法、司法工作中的难点问题。

　　张志旺表示，内幕交易隐秘性强，行为人认为“天不知地不知”，而“零口供”内幕交易案的查办和审判，无疑对抱着侥幸心理的人而言有极强的警示作用；对未获取利益的内幕交易案件的惩处，不仅依法有据，而且增加“（孙权嫁妹）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惩戒力度。另外，近年来内幕交易案还显现其它特点，如调研型内幕交易，与操作市场混同的内幕交易，“窝案”型内幕交易等。

　　从上述4起典型案例来看，上市公司高管“见利忘义”者较多。王智斌表示，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监管技术的进步，内幕交易的类型也在不断演变，内幕交易行为日趋隐蔽和具有坑骗性，行为者可能通过更加复杂的行径进行内幕交易，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从通报案例来看，犯罪主体人物画像高度一致、共同犯罪及关联数罪串联情况突出，和证券犯罪单位化、团伙化、链条化作案趋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