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晚间，中广通能源云南有限公司官方公众号发表一篇文章《谁是中广通诽谤事件的幕后黑手？》，称遭受两次诽谤诽谤网络暴力事件，已经起诉两家媒体，同时还起诉央企巨头国家电投，认为后者的“打假”行为对其名誉造成不良影响和经济流失。
“李鬼”居 然将“李逵”告上了法庭，究竟是咋回事？
公布350亿招标项目
被央企巨头“实锤”为假央企
打着中广通名号的企业自称央企，此前一家“中广通”企业已经被国家电投官方声明和自己没有隶属关系，被官方盖棺定论为“假央企”。
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成立仅9天的中广通科技（酒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通酒泉）公布350亿规模氢能招标项目，6月26日、27日引发资本市场爆炒氢能概念股。
公开资料显示，股权穿透后，中广通酒泉是央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六级子公司。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拨通中广通酒泉上属公司中广通 新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通 新能源 ”）的联系电话，中广通 新能源 联系人告知记者，“那（中广通酒泉）是我的下属公司，我新建立的一个公司”。
官方网站资料显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电投”）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使命，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重组成立。截至2023年5月底，国家电投资产规模1.66万亿元人民币，员工13万人，所属二级单位64家。管理电力总装机2.36亿千瓦，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近68%。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位列第260位。
随后《每日经济新闻》调查发现，如此巨大项目的招标方居 然是假国企，6月29日中午独家刊发《甘肃350亿氢能项目招标方竟是假国企！权威人士：国家电投旗下没这公司》。
报道刊发3个个钟头后，国家电投发布声明：“近期网络发布的某4GW光伏离网制氢项目EPC总承包招标，其招标人中广通科技(酒泉)有限公司非我集团下属公司，其发生的招投标等一切行为和发布的项目均与我集团无关。”官方公告证实了每经的报道：中广通酒泉确是假央企。
6月30日，甘肃酒泉肃州区政府发布声明：终止该项目，将认真调查发改等相关部门在项目备案等环节是否存在违规问题，进一步规范项目审查程序。
7月21日， 酒泉市 肃州区政府对央广网记者表示，经区纪委监委核查认定，该项目在签约、备案、招标进程中存在未能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项目违规备案问题。
肃州区委书记何正军对记者表示，招标公告是企业私自发布。发布公告前，务必把前期的环评、规划、土地、设计等手续办好，而且要有可研性报告，但这些都没有做。“文旅招商一组前往云南考察过，对情况的了解更多来源于企业自我介绍。”何正军说，企业在向招商组的自我介绍中，号称是国电投下属子公司，业务涵盖 乡村振兴 和 新能源 板块，并与云南、新疆等地政府部门合作多个项目，签订很多类似协议。
而据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发现，“中广通”其实不止一家公司，名称含“中广通”并有股权关系的一系列公司多达数十家。而甘肃项目只是“中广通”系公司生意中的冰山一角。
据南方周末报道，张炼约59岁，一口浓郁的西南口音，对外常以“中广通”董事会主席身份出现。“中广通是我的子公司，老子有一万多人，我跟你讲。”2023年7月20日， 云南省 昆明市 西山区昆明火车站附近，南坝建德金苑小区一处临街门面里，张炼情绪激昂地向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多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活动中，张炼同时以中广通 新能源 董事会主席、中国力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天集团）老总的身份出席并被公开报道。
“力天集团管理中广通。”7月20日，在回答关于中广通和力天集团关系的询问时，张炼及其它高管如此解释。
力天集团自称港资企业，坐落于香港九龙旺角道某大厦的704室。南方周末实地探访发现，这里是一处专门提供注册服务的企业，并无力天集团的标识。力天集团网站介绍，其是香港地区唯一一家在境内以矿业为主，开展多产业投资业务的大型民营企业；产业包含矿业、农林业、健康产业、 新能源 产业、金融产业、文化产业、生态旅游七大板块，集团固定资产达68.8亿元人民币。可是，力天集团宣称的多处投资，可靠性也存疑。
据证券时报·e公司，近日记者咨询肃州区官员，称尔后和中广通再无接触。
中广通发文怒斥南方周末
并起诉国家电投
《南方周末》最近发布报道称，7月20日，南方周末记者前往中广通科技（云南）有限公司采访时，亮明身份出示新闻记者证后，遭到包含该公司责任人在内的多人野蛮对待，记者手机被抢夺，一度被困，数次被要挟“打死”、“杀掉”。南方周末随后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8月7日，事发18天后，该公司以“在新的办公场地清理办公物品时发现一部手机”为由将记者手机交至警方。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广通借助“央企”身份拿到项目后，将项目发包给云里雾里的承包商，以此渔利。
不过中广通对此的意见却独具一格。在其发布的《谁是中广通诽谤事件的幕后黑手？》一文中，中广通认为国家电投发布的《关于不法企业假冒国家电投集团所属子公司有关情况的严正声明》，造成中广通被全网发布为“假央企”，给企业的名誉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和巨大的经济流失。
中广通认为，央企混改三级、四级、五级、六级是合法的既定发展模式，民营企业有实力却无缘参与大项目，故采用缴纳管理费，以央企混改公司的性质谋求发展。像这样的企业，全国有几万家以上，都是为了更好的去落地项目，发展经济。
如果国电投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被国家电投定性为三级“假央企”，却还可以光明正大发展下面的四级公司，那就是国家电投监管不力造成，中广通也是受害者。
中广通称，于2023年7月5日起诉了国家电投，法院8月4日已立案。 
中广通贴出了案件受理通知书，内容显示为名誉权纠纷案件，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另外，中广通在文中还怒斥了南方周末，称记者李在磊在南方周末平台发布了大量诋毁虚构的新闻，并利用媒体力量，全网发布。截取部分录音，发布到网络，断章取义，误导网民，污染网络空间。再次给企业造成极大的名誉伤害。
据证券时报·e公司，中广通混淆了央企混改和假冒的概念。央企混改是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成立合资公司，股权有交集，可是假冒央企没有双方共同注资，是在央企未知情、未同意的情景下，采用名称相仿的形式混淆或伪造公章等非法方式投靠。
记者此前采访国家电投内部职员，称“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些假冒央企，也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撤消注册，350亿元招标发布后，我们担忧造成不良社会后果，发布了公告。”
去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假央企名单中，有6家中广通名称字样的假央企，分别是中广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广通供应链控股（广东）集团有限公司、中广通数字文化（广东）集团有限公司、中广通建筑工程劳务（深圳）集团有限公司、中广通国际保险经纪（广东）有限公司、中广通大健康（广东）集团有限公司。其中井维是两家假冒央企公司责任人。这些公司有个共同特征，向上追溯，最终实控人是“物资部国家物资储蓄局”。
国资委屡次打假“假国企”
为何只打假不查封？
长期以来，部分非法分子通过伪造公章、虚假证件等方式，恶意将企业注册为中央企业下属子公司，冒用中央企业名号开展经济活动，挂靠的“假央企”“伪国企”向下延伸扩张，乱象丛生，顶着国企名义坑蒙拐骗，甚至从事诈骗银行借款、坑骗社会公众和地方政府等违法犯罪表现。
国务院国资委2021年和2022年已两次对“假央企”和“伪国企”进行集中公示，国资委明确表示，假冒国企，与中央企业没有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投资、合作、业务等关系，其一切行为均与中央企业无关。请社会各界提高警觉，注意防范风险，如发现其违法犯罪表现，请尽快到公安机关报案。
然而，被侵权的国企为何只是公告打假，却不进一步举报维护权益？
“既然母公司发现被冒用身份注册子公司这种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函告各地方登记机关的形式，限制使用其身份继续开办子公司登记；同时，已登记的假冒子公司经举报调查核对，可由登记机予以撤消登记，那为啥这些假冒国企既然被发现是假冒，直到今天仍然允许一直存续经营呢？”一位负责工商登记的人士就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来如是疑惑。
但记者也发现，要撤消一家假国企，实际上绝非易事。
记者在 珠海市 政府官方网站搜索到一个案例：2021年7月27日，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向当地斗门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中国航空港建设总部珠海京南工程处（以下简称假冒企业）冒用其公司的名誉注册该公司。当年8月4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前往假冒企业登记住所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不在登记住所经营，通过电话号码也无法获得联系。而后由举报人提交了司法鉴定所对照公司印章与假冒企业工商注册资料印章的对照鉴定意见，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并进行撤消公示、撤消听证告知等，直到2022年1月28日，才最终公布“予以撤消”的决定。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仅是打假一家假国企，前后便历时半年时间，可见打假之难。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表示，现在国资委和央企的打假成本很高，而且依靠公告打假，打击力度也较轻，“民营企业注册成假国企，可能涉及经济诈骗或合同诈骗，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但更为关键的是对做假中介机构的打击，要开展专项行动。”
另一方面，在工商登记时，注册机关对有明显存疑的材料，也可实行实质审查，但这样的情形其实不多见，同时也对接收材料的职员鉴别能力有较高要求。现实的情景往往是，全面的假国企设立后，才遭遇真国企打假，而若非真国企向工商登记机关提出举报，被打假的假国企也经常兴风作浪。
因此，德和衡（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周冬冬律师也建议，国家在企业注册制度的大环境下，对特定企业应当严把关，做一定的实质审查。对注册进程中一些必要的包含股东设立子公司的决议、公司注册地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进行实质审查。
“不然，久而久之，不仅被这些残渣余孽败坏真实的国有企业声誉，同时也一定在将来影响与该注册企业相关的债权人的权利实现，增大其维护权益成本，最后降低了政府及司法在社会层面的权威。”周冬冬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