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片的要义是将战斗过程拍得惊心动魄，对战略、战术的显现不断求新求变，将人物命运展现得跌宕起伏，在此基础上，关于正义、和平和价值观的表达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常规的战争片有两种编剧思路：一种是凸显史诗性的气派，通过群像人物的多角度对决还原战争的全貌；另一种是聚焦具体人物，勾勒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起伏和内心成长。

　　这两种编剧思路各有得失。选择宏伟视野就要面临人物众多、线索复杂的压力，观众可能会发生观看历史纪录片的恍惚，难以体验与某个人物深度共情的沉醉感；小切入口的战争片可以做到线索集中、人物明确、情节一波三折，但可能对战争进行浪漫化、传奇化的艺术处理，使主题满足于情感的渲染或对人性的洞察，而难以体现相应的政治高度和时代意义。

　　《志愿军：雄兵出击》（以下简称《志愿军》）想彰显宏大叙事的恢宏与壮阔，又想将观众的视线聚拢在一个清晰的焦点之上，因而设置了片中人物李默尹和孙醒贯穿战斗全过程。这种努力值得肯定，却在实践操作中难免顾此失彼。在情节的开头部分，影片从国际、国内形势动身，细致入微地描摹了中国政府对于是否出兵朝鲜的纠结和犹豫，体现了一种历史纪录片式的严谨和客观，层层深入地强调了中国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到朝鲜战场之后，影片仍未放下对“史诗性”“全景式”的执着，展开的是志愿军军级以上的部署和战斗，并设置了多条情节线索。直到情节过半，观众才意识到影片的重心是松骨峰阻击战。只是松骨峰阻击战的主力军队3连在影片最初虽已出场，对几位主要人物也有相应的前期刻画，但观众对他们仍认识有限，这造成观众的情感挂念点在战斗进程中一度没有着落。

　　显然，《志愿军》不想用主要篇幅来关注战场上的激烈厮杀，而是想对战争的背景和意义进行影像化的显现与解读。影片力图回答三个问题：中国为啥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党中央为何相信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志愿军战士明知自己和美军实力悬殊，为何能舍生忘死地战斗。

　　部分观众可能只关心志愿军战士与美军的正面交锋，忽略了这背后是志愿军司令部对各支军队的调遣与部署，和对各军指战员心理的机会与激励。战争背后，先有领导人关于要不要出兵朝鲜的深思熟虑，之后是我国与苏联之间的组织协调和中国与美国的外交过招。可见，影片将战场分为具有纵深感的四部分，以前线、志愿军司令部、国内和国际四个角度对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立体式显现，让观众得以从一个广阔的视野看到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和它对于我国的深远意义。

　　这也意味着影片中的战斗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竞技场，而是我国内政、外交的延伸和辐射，同时又对我国的内政、外交发生影响。这种编剧策略较为冒险。因为在一部战争片中融入太多高屋建瓴的政治阐述和家国意义，容易使主题显得高调而空洞。于是，影片通过多种艺术手法将多条情节线索进行交织、并置并相互映照，努力使观众得到情感满足。

　　“尊严”和“荣誉”激发志愿军战士的战斗意志和决心。38军因在两水洞战斗中穿插不力，受到严厉批判之后，38军军长梁兴初和各级指战员准备在突袭三所里的战斗中一雪前耻。因此，38军113师要在14小时内远程奔袭72.5千米，可谓挑战人类的体能极限，但战士们知道他们背负着38军的尊严和荣誉，而38军是抗美援朝第贰次战役的主力军队，抗美援朝又是新我国的“立国之战”。尤其当梁兴初说他珍惜战士的生命才造成思想保守时，彭德怀动情地说：“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务必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儿子付孙子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正因为志愿军战士对于战争的性质与意义有着深刻的领会，才会有不竭的战斗动力，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核心原因。

　　影片善于从宏观角度对时局作出展现，也不断从集体的视角来论证何谓胜利，不仅使个体的价值在集体的天平上得到最大限度的称量，也使个体能胸怀集体利益而超越一己得失，从而更为豁达地面对各种考验。113师急行军途中，不断有战士累得口吐鲜血倒下，有人建议让军队休整，但师长江潮说，假如不能成功阻击敌人，那这些战士的牺牲就没有啥意义。江潮身上体现了一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如果113师没有完成任务，就会影响志愿军整体的战局，进而可能掣肘抗美援朝的进程……可见，影片除了借助领袖人物的语言对抗美援朝的政治意义进行直接表述之外，更注意在艺术情境中含蓄而自然地完成意识形态的传达，避免对主题进行概念化图解和直白式灌输。

　　在表现松骨峰阻击战时，影片通过平行剪辑将战争与中国外交代表团在联合国会场对美国侵略的控诉交织起来。这使两场戏发生了一种互文效果。战场上的战士为了新我国的尊严而战，而联合国会议会场里的外交代表团铿锵有力地发出中国人民的声音，这种声音的底气有赖于战场上的胜利。影片中中国外交代表团在联合国会议的会场上表现得很精彩。更关键的是，影片通过李晓在同声传译室挂出的那把钥匙，暗示李默尹与李晓的父女关系，又巧妙地将“家”的概念植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同时也将人物行为的起点从“家”的层面上升到“国”的层面，既保证了人物行动逻辑的合理真实，又若无其事地拔高了影片的主题。

　　影片中大量的对照蒙太奇手法，承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在表现美国军队集结和登陆的场景时，影片用一种视听化的形式向观众展现美军顶尖的武器装备。在那些大远景中，观众看到的是声势浩大的队列和武器，而具体的人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在志愿军那里，观众则看到彭德怀身先士卒的勇气和负担负责，看到李默尹等人独闯美韩联军阵地的大智大勇，看到通讯排战士杀身成仁的壮烈无畏。影片以隐晦的形式向观众说明，美国的力量依赖于钢铁建造的先进武器，“人”的作用被弱化，“人”的精神更是被抽暇；志愿军则在事关家国命运的情境中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这就不奇怪，影片为啥在松骨峰阻击战中不断强调美军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在志愿军这边，除了偶尔出场的巴祖卡火箭筒之外，观众看到的是战士的冒死冲锋、与敌人玉石俱焚的英勇壮举。

　　美军方面，麦克阿瑟的办公地点宽敞华丽却显得冷清，他对于身边人的建议常嗤之以鼻，极为狂妄自负；在表现北京的戏份时，那些开会的场所素朴而大气，通过会议的场景，观众看到的是我国人的群策群力。

　　当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领土、在我国的麦田里扔燃烧弹时，观众看到的是美国军队的野蛮和强横、冷酷和傲慢。而在志愿军这边，观众看到了志愿军战士不屈不挠地救助百姓，这种救助凝聚着军民守望相助的情感。这些对照性的场景，让观众看到中国政府的力量源泉，这种力量来自集体、来自人民。

　　在《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热度未散时，《志愿军》的强势登场的确面临着市场压力和艺术挑战。整体而言，《志愿军》在兼顾史诗性的视野和个体命运展现的方面存在力有不逮的情景，部分人物的刻画也不够丰满，但影片显现了一种值得嘉奖的艺术探究和历史书写方式。影片不仅进一步补充了《长津湖》系列未能展开的关于中国出兵的复杂考量，并聚焦于志愿军在长津湖还击作战之外的战斗情况，而且在“武戏”占较大比重的情景下仍能用心编织有艺术感染力的“文戏”，让观众感受到其中蕴藉的家国情怀和历史负担负责，这亦是一种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