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知名视频平台B站通报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人肉开盒”案例。据了解，涉案人员多达40余人，案涉范围涵盖了18个省市。更加令人心痛的是，这些主要活动者居 然是未成年人。主犯的未成年身份，与“案涉18个省市”“在境外平台有组织地煽动”等情节之间，更是形成强烈鲜明的反差。

　　11月20日晚间，#B站通报人肉开盒案例#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第1位。为何这些“开盒者”会如此疯狂？是否要警惕防范“人肉开盒”成新世代亚文化？该如何进一步治理和优化未成年人的网络环境？

案涉18个省市，一未成年人被行拘

　　通报显示，今年8月，B站收到多位UP主举报，称有群体在境外平台有组织地煽动用户对站内UP主进行“人肉开盒”。该群体不仅在线上公开UP主个人信息，还对其进行一系列电话私信骚扰、网暴攻击、不实恶意举报等犯法行为。

　　经公安机关查明，本次网暴侵权案件牵涉18个省市，合计40余人。主要活动人员为未成年人L某与未成年人C某。其中，L某因违法事实事情严重，警方已对其处以10日拘留。同时，该犯法行为将被永久记录在其个人档案中。C某在监护人陪伴下，公安机关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教育。

　　“开盒”是一个行业黑话，即利用黑客软件，窃取个人及家人所有信息，以揭露、批判等名义恶意公开他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个人相片、社交账号等个人隐私信息，煽动网民攻击谩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国务院妇儿工委儿童智库专家童小军在接受南都采访时指出，人肉开盒就是现实中“社会欺凌”的网络版，由于网络信息流传速度快，受害人难以“隔绝信息”而让“欺凌”更加精确，发生更大的伤害性。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看来，“人肉开盒”在内的网络负面极端行为，显现出成本低、群体化、链条长等特征。此类行为不仅涉及民事侵权责任，很多也已触犯刑法的有关规定。

　　从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到2006年的“虐猫事件”，再到近期的“B站UP主遭人肉开盒”案，短短20余年时间，人肉开盒发生了异常惊人的破坏力，其破坏手段，也在花式衍变和升级。

　　如在二次元、追星族、游戏圈中，流行着一类隔空喊话式账号。网友可以通过后台向该账号发送私信进行投稿，账号所有者再将投稿以匿名形式发出。该类账号成了很多人发泄情绪、挑起骂战的场所，如同“情绪茅厕”，也被称为“网络茅厕”，而相应的“挂人”也被称为“挂厕”。

　　11月17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1个月的“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围绕社交、短视频、直播等重点平台类型，集中整治7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网络茅厕”“开盒挂人”行为被列在问题首位。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建议稿）》也关注到了相关问题，拟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网络社区版块、网络群组的管理，不得在词条、话题、超话、群组、贴吧等环节集纳网络暴力信息，禁止建立以匿名投稿、隔空喊话等名义发布导向不良等内容的话题版块和群组账号。”

“人肉开盒”手法花式升级

多位艺人、up主遭“安排”

　　今年5月，有站长拍摄“处刑式虐猫”视频并上传至网络兜售，引发关注。而据网传截图显示，张馨予、赵露思、王一博等多位演员表态反对虐待动物，结果社保卡、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遭到曝光。

　　今年9月，主持人杨迪发文称自己被“开盒”，个人信息遭到泄露，许多人打来骚扰电话，让他不得已换了手机号。

　　杨迪控诉被"开盒"的微博截图

　　从把公开曝光隐私行为轻佻地称为“人肉开盒”就可以看出，有些参与者并没有对“人肉”后果的敬畏，而是享受接力“开盒”的快感。

　　童小军指出，有些陷溺“开盒”“挂人”的网络人肉施暴者，除了自身法律意识冷淡的因素之外，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可能一定水平上缺乏对待人际冲突的成熟认识，和相应的处理能力；一言不合就易激动“表达”，而对如何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处于无知状态。更有甚者，仅是因个人现实生活不如意，无处发泄，或因好奇心理，又或是试探自身影响力，甚至想要展现自身电脑技术就“人肉”成瘾。有参与者直言，现实中平平无奇的自己，“拿起手机就成了互联网皇帝”，拥有了“掌控他人”的力量。

　　浙江理工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郭兵对南都记者直言，“人肉开盒”的上游是信息泄露，“可以说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近年来超大规模信息泄露的舆情也屡见不鲜。”郭兵举例，今年年初45亿条电商物流个人信息被“暗网”泄露一事就曾点爆舆情，“实际上大部分泄露的个人信息数据已经流入暗网当中，暗网当中存在着各种渠道的个人信息交易。对此类违法交易打击的难点就在于，信息泄密源头很难确定。”

　　童小军坦言，当前 网络安全 生态下，不论是个体还是网络平台或单位企业，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力度都还不够。

　　“现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效果硬是不容乐观。尽管个保法颁行已近两年，但个人信息的违法和侵权行为仍然普遍存在，甚至已经大规模延伸到未成年人群体，此类事件就充分袒露出当前法律在施行实效上的不足。”郭兵说。

　　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瑾煜舟在接受南都采访连线中也提到了打击泄密溯源的难度。他同时指出，被害人还可能基于隐私等原因即便成为受害者也不愿意主动报案或披露相关信息；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后，被利用与流传的渠道是非常多样与迅速的，很难进行溯源与追踪；因为个人信息被泄漏引发的危害后果很难直接或立即体现，这也给裁判相关案件造成难度。

“人肉开盒”成新世代亚文化？

　　与人肉曝光相伴相生的则是网络欺凌和骚扰，给被害者的生活造成极大的苦难。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他们正处于成长阶段，心理抵抗力相对较弱，更易被推进“黑暗深渊”，甚至酿成许多生命悲剧。而在本次B站通报的案例中，两位主要活动人员竟也是未成年人。主犯的未成年身份，与“案涉18个省市”“在境外平台有组织地煽动”等情节之间，形成强烈鲜明的反差性，可以说走到了未成年人“天真无邪”的反面。

　　B站UP主讲述被“开盒”经历。

　　未成年人参与“人肉开盒”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近期相关网络平台及监管机关公布的网暴案例中，实施及推动进程中未成年人参与度日益提升。考量到时下未成年人网民数量庞大、触网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他们之间又容易形成网状连接，而一旦“人肉开盒”变成新世代圈层化连接的行径，该类亚文化就会消泯许多未成年人的基本是非观，对社会新代际伦理价值的恶劣影响不问可知。

　　连线中杨瑾煜舟亦向南都记者直言，不只是“人肉开盒”案件，目前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的表现主体都呈年轻化趋势，85后甚至90后已经成为类似案件主体的主力军。

　　同时，当下“人肉开盒”还显现出很强的圈层化特征，我们时常出现在饭圈、女权、动保人士中的“极端派”组成的社群内，成了他们抵制“非我族类”人群的接头记号。

　　是否应警惕“人肉开盒”滋生成新世代亚文化？

　　对此杨瑾煜舟认为，随着代际的更迭，以前的未成年人、年轻人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角，自然相关案件的主体的代际出现变化。因此，不宜将此类违法犯罪一律打上所谓“新世代”的标签，“只要是人就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和代际没有一定关系。”

　　而谈及“极端派”的问题，杨瑾煜舟认为归根结柢还是落到个人受教育水平上。“还是要在教育、宣传上面下功夫。我经手的很多案件，当事人在进行违法犯罪表现时，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表现已经越过红线，或可能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性。他们只是单纯地感觉是个一般的经济问题，或只是个恶作剧。”采访中他再三强调，不能只是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律师等法律共同体知法、懂法、用法，而是需要将法治观念与思维传递成全民共识。

　　“教育是处理问题的关键，需要向孩子们解释为啥这样做是不对的，和其危害后果。同时，亚文化流传中新出现的危险问题，如造成群体割裂和社会戾气等，也需要在教育进程中来处理。”在刘晓春看来，当前，亚文化在年轻人和未成年人中的流传主要通过小圈层进行，要警惕圈层壁垒流传中不良氛围的茧房效应。对于打击人肉开盒该类网络霸凌犯罪，除了治理流传链外，更需要社会、媒体、家长和学校的共同参与，强化多方共治体系，引导未成年人提升网络素养。

　　对此童小军建议：“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普法务必前置，打击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重在提前预防，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社会化教育，尤其是人际关系交往中的说法不同、性情不同和审美不同等，如何去看待，如何去表达，如何去和解等等，需要有适合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表达和教育方式。”童小军也重申了教惩结合的必要性：一旦出现情形恶劣的欺凌行为，务必要严厉责罚不贷；但在教育他们不违法犯罪的同时，更要教会他们在遭受网络欺凌如何尽早求助。

官方出手整治

多平台公布治理成果

　　今年9月，“两高一部”发布《关于依法惩办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及：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事情严重，符合刑法第贰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17日，中央网信办启动的“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中要求，从严查处违规账号、群组、贴吧，深入排查高风险账号、群组，坚决取缔以“网络茅厕”“开盒挂人”“拉踩引战”等为主题的账号、群组。

　　据了解，21日，包含微博、快手、B站等在内的多平台公示了针对“网络茅厕”“开盒挂人”等行为的一周治理情况。

　　对平台的专项治理行动，刘晓春认为，识别专业推手及团体，进行重点打击，是整治行动的重要抓手。平台自治之外，多平台的有效联动更是构建未成年人网络健康生态的题中之义。

　　网络犯罪，其实是现实+虚拟共同完成的，“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求助等，是共治中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网络世界了，即网络平台需要提高青少年上网友好的体系建设，让未成年人真正享受到‘强制保护’，同时能够有很好的监测系统，及时发现这样的问题，及时介入和制止。”

　　童小军进一步阐述称，多方共治首先需要网络平台职员具备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识，同时熟悉业务，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的常见问题能有清晰的认知，防患于未然。“最关键的是，不论是未成年人、家长和网络平台，都需要知道，一旦发觉了问题，如何与司法系统联动，如何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社会组织联动，共同开展有效的回应。”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