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欲静而风不止，东方甄选的遭遇揭开了 数字经济 时代企业治理转型新话题。

　　最近董宇辉小作文事件持续不断的热搜，使东方甄选的股票受到牵连，13日该股下跌幅度接近13%，尽管新东方开创人俞敏洪、东方甄选总裁孙东旭、董宇辉我都对此事进行了回应，股票价格有所企稳，但热度并没退去。更有甚者传言，俞敏洪面临在总裁与董宇辉间二选一处境，随后俞敏洪否认。

　　我们关注这一事件，主要是其拉开了一个通识性话题，那就是 数字经济 时代，公司治理如何提升市场新机遇新挑战的敏感适应能力，也即如何避免治理漏损问题。

　　公司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基于共同的信念共识体系、组织架构和激励约束兼容机制，最大化公司人财物的配置效用和面对市场的敏感适应能力。公司甫一成立，最小化治理漏损和最大化公司的敏感性，就是其不变的主线，而且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公司在草创、成长、成熟、衰退等不同时期，历经从可能性下追求收益，到确定性下防范损失等不同成长场景，及对应的使命。这使得公司成长是一场逆熵之旅，任何错配都将轻则面临治理折损，重则面临生死存亡。

　　进入 数字经济 时代，企业面临的是公司组织结构、治理体系、生产协作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等出一些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公司的组织形态和治理结构，推动公司身为一个生产组织，基于新的等价模式进行重构和重塑。

　　具体而言，这首先就是人才正逐渐从企业内部基于委托代理的雇佣定价，转变成市场化定价和交易识别，人作为智本逐渐获取与资本一起成为公司设立的基本要素。以董宇辉为例，作为头部主播，其价值已完全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量化，不再需公司对其在内部进行二次绩效考核，正是基于这一特征，董宇辉作为一种智力单元，具有了与资本对等的博弈能力。

　　因此，继续用委托代理和绩效考核，为这样的人才薪资待遇定价，已不达时宜，作为一种智本，其可以直接与资本达成信托合作协议，分享公司剩余索取权、受益权和收益权等。其实，律师、投行人士等已率先作为智本，参与分享公司剩余索取权、受益/收益权等，近年来很多行业的企业，对核心员工也实行事业合伙制模式，为其分享公司收益/受益权打开方便之门。

　　以东方甄选与董宇辉为例，两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董宇辉身为一个现象级主播，已抽象成了东方甄选的一个资产和智本资源，而非是需东方甄选支付薪资的成本单元，因为董宇辉的价值是可通过市场资金流贴现模型进行量化。

　　显然，小作文事件，深条理上看，是传统雇佣定价与 数字经济 时代的钱财流贴现定价等两种定价模式在公司内部的冲突。这也注定东方甄选的危机公关药不对症，同时也将意味着东方甄选的治理漏损并没得到善治，这一治理漏损始终以减记计提。其实，所有进入 数字经济 时代的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当前要有效缓释治理漏损风险，首先应将市场可以单独定价的人才当作智本，邀约其分享公司的受益/收益权，甚至剩余索取权，如对可资产化的人才，通过市场的钱财流贴现模型，将其进行证券化处理，作为折算成公司股权的条件，方便其参与公司剩余索取权、分红权和受益权的分享；对国企而言，为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可给予可资产化的人才，以受益权/收益权分享。

　　其次，将可在市场资产化的人力资本，在公司层面独立化运作，公司其它支持部门和个人，可采取内部采购服务方式，确定内部支持服务的价值和价格。如公司对服务支持部门可采取基本工资+内部服务竞争定价的薪资定价方式，以东方甄选为例，董宇辉对文案等相关部门的内部采购，作为内部支持部门的激励约束兼容框架，这有助于间接使内部服务支持单位的酬劳市场化定价，这将为好坏文案提供市场价值识别功能，一定水平上可量化不同文案的市场价格，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利益共同体，减少因为激励约束不兼容造成的治理漏损等。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小作文事件警示，治理漏损在实务操作上是一个公司治理问题，本质是一个认知问题， 数字经济 下，认知是反熵增的动力装置，需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