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中国ESG事业的火热发展，刚刚过去的2023年，在许多美国上市公司的财报电话会上，不再能听到“ESG”这个专用名词。其实，在即将来到的2月年报密集月，预计很多总裁将战战兢兢地避开这个饱受争议的词。尽管围绕可持续、社会责任、环保的话题还在持续，但企业态度的变化是微妙而可见的。可口可乐公司在2022年发布了《商业与ESG》报告，2023年的报告名称改为《商业与可持续发展》。

　　大约20年前，联合国第壹次使用“ESG”，用来指代环境、社会和治理工作。近十年来，ESG在企业界得到广泛关注，一度成为企业高管的流行词。但在美国，政客、投资者、律师的合力下，一股“反ESG”浪潮从2022年蔓延至2023年。

　　华尔街的数字从某种水平说明了“反ESG”的要挟。2023年前三个季度，投资者从ESG基金中撤资超过140亿美元，美国基金经理关闭的 ESG 基金数量第壹次超过了开仓数量。

　　2024年，美国“反ESG”浪潮会再下一城么？ESG在企业界和投资界将如何发展？作为ESG运作和投资的前沿，一窥美国ESG的发展趋势，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ESG在全球的趋势。

　　1月12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ESG倡议副院长兼教务主任、德勤管理学教授维托尔德·赫尼兹（Witold Henisz） 博士接受了界面新闻的专访。他详细阐述了沃顿商学院针对企业ESG态度的最新调研成果、“反ESG”运动的影响，并分享了对ESG投资变局的意见。

　　赫尼兹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如今是ESG领域的资深研究者，并在去年开创了沃顿商学院的ESG课程；他还是一家咨询公司的责任人，客户涵盖跨国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反ESG’运动的确改变了企业的表现和预期。”赫尼兹说，接着，监管方、投资者、企业家和研究者如何调整重塑ESG的内核和外延，将直接影响ESG的发展，“这两年尤为关键”。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ESG倡议副院长兼教务主任、德勤管理学教授维托尔德·赫尼兹（Witold Henisz）。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谁在“反ESG”？

　　在美国，“反ESG”运动的火焰主要由一些州级政治人物点燃。随着大选临近，有“反ESG”以往的共和党，在其执掌州掀起一波又一波对ESG的讨伐。

　　2023年3月，佛罗里达州州长与美国其它18个州结成联盟，反对劳工部2022年通过的允许在退休金计划中提供气候相关资金的规定，并从投资有ESG基金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撤资； 5月，佛罗里达州颁发了全美最严反ESG法律，将国家 养老金 资产的投资决策限制为“金钱因素”，并禁止考虑“任何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利益”；8月，俄克拉荷马州财长指控6家资产投资公司违法并禁止其在本州发展业务，理由是这些公司抵制能源公司的表现违反了该州的能源歧视消除法案；10月，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要求州和地方政府机构留意可能“抵制能源公司、歧视枪支公司”的债券承销商，并列出了22家企业的名单，指控它们违法。

　　据统计，2022年、2023年两年间，美国18个州的立法者共通过了36项法案，这些法案将在投资决策中考虑ESG风险和机会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列入黑名单。在2024年，40多项去年未获通过的反ESG法案将自动重新引入，预计反ESG的法案数量还将增加。

　　“这是一波危险的、有组织的行动，并且正在发生本质的影响。”采访中，赫尼兹把“反ESG”的主体分为了三类人：

　　一类是传统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化石燃料公司、传统燃料汽车公司等，他们出于捍卫自己的传统利益反对ESG；

　　第贰类是那些迷信“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人，不愿意考量任何资本以外的要素，出于可能造成的责任、监管、道德考量而反对ESG；

　　第叁类是将ESG泛化为政治话题的政客，树立对峙阵营、吸引新闻媒体注意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探索反ESG的事实基础极为重要，也就是理性地评估ESG对利益相关者造成好处还是坏处。”赫尼兹举例，当德克萨斯州限制其与ESG投资的金融机构合作时，也排除了与最成熟的市政债券发行人合作的存在性，并强迫自己与经验不足的银行合作，结果是让德克萨斯州纳税人多付出了超过5亿美元的巨额费用；而让我们瞧瞧那些考虑ESG要素的基金，它们的确让人们的 养老金 账户多出了金银财宝。

　　赫尼兹强调，针对“反ESG”阵营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客观的第叁方研究。建设性地批判是有益的，也值得我们重视和努力改进。但对于那些不理性、纯政治化的谎话，气候科学家和可持续投资者需要勇敢地站出来，并给予还击。

　　总裁真的会抛弃ESG么？

　　为了理清楚企业高管对ESG的态度，2023年底，沃顿商学院启动了一项调研，并发布了《机构社会责任的新兴趋势》报告。该调研收集了美国年营业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组织中的 400多名员工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他们对关键企业社会责任重点领域（如劳工标准、多元化、客户福利和环境可连续性）的意见、态度和行动。

　　报告显示，几乎没有人会反对广义上的“ESG”，但落实到具体行动时，企业行为会大打折扣。

　　具体而言，92%的被访者表示他们的组织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近80%的人同意将高管薪酬与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的进展挂钩；超过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组织的投资方式反映了其目的和使命。可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组织有具体的气候行动计划，而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ESG投资使组织面临新的危险。

　　赫尼兹坦言，这个调研说明，在ESG议题上，还有许多企业是“光说不练”，理念和行动之间还存在不小的落差。

　　选自沃顿商学院《机构社会责任的新兴趋势》，低于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其组织有具体的气候行动计划。

　　而在“反ESG”浪潮的席卷之下，越来越多的总裁开始改变自己的“话术”。赫尼兹举例，许多企业高管努力避免自己成为ESG或“反ESG”的靶子，这两者已经有运动化的 势头，所以他们变得更加缄默寂静，或改变自己的表达路径，改用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环境友好等更具体的词汇。

　　金融数据软件公司FactSet分析显示，在美国公司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对ESG的提及在2021年之前一直稳步上升，尔后就一直下降。2021年第四季度，标普500指数中有155家公司提到了ESG举措；到2023年第贰季度，提及次数已降至61次。

　　尽管作为专有名词的ESG不再那么流行，但许多总裁强调，他们将继续遵循多年前做出的可持续发展承诺，尤其是更加聚焦E，即应对气候变化，即便不像以前那样公开谈论这些承诺，以避免监管审查或政治批判。

　　就像曾引领ESG投资的贝莱德（Black Rock）基金总裁拉里·芬克一样，他选择不再使用“ESG”这个词，“因为它已经完全武器化了”。但这其实不意味着他的企业会放弃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问题并入其投资决策。

　　2024将迎监管洗牌年？

　　监管压力、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使得美国的ESG投资数据在过去两年看起来尤其不乐观。

　　由于从犹他州到佛罗里达州等十几个州的立法者都试图反对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并入商业和投资，2023年大规模的美国政府养老资金从ESG基金中撤出，造成了美国在去年秋季第壹次录得ESG基金数量的负增长——基金经理关闭的ESG基金数量第壹次超过了开仓数量。

　　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 (GSIA) 的最新审计，2022年全球投资者拥有30.3万亿美元的可持续资产，低于2020年的35.3万亿美元。而正是美国造成了全球ESG投资市场整体下滑，其可持续资产从2020年的略高于17万亿美元骤降至2022年的8.4万亿美元。

　　“虽然美国资产下降的主要因素是计算数字的要领发生了变化，但关于可持续金融将来的怀疑情绪显然更加高涨了。”美国可持续投资论坛首席执行官玛丽亚·莱蒂尼 (Maria Lettini) 在关于GSIA调查结果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最新报告使用了更稳健的评估方法，这对以前美国不小心严谨的可持续资产评估方式是相当有益的改进。

　　简单而言，GSIA的审计佐证了，由于“洗绿”的存在，美国的ESG投资金融一直以来都被虚构了。

　　沃顿商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说明了实际ESG投资额与报告投资额之间的巨大差距。截至2021年，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在其投资组合中的ESG投资比例仅占其管理资产的6%，总计约2万亿美元。大型金融机构因在其投资组合中持有绿色股票而获得的奖励分数远高于其应得的分数。

　　该研究举例，典型的“洗绿”方式是：一只共同基金给自己贴上ESG基金的标签，但只是将其投资组合稍微向绿色股票倾斜，例如说只将6%的钱财投入绿色股票。因此，将其100%的钱财都放入ESG桶中显然不科学。某种水平上，ESG标签“只是该基金的不实广告”。

　　为应对“洗绿”，各国政府正在收紧监管，2024年，ESG投资将迎来一个监管大年。欧盟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要求所有注册公司披露有关社会和环境风险和机遇的信息，并于2024年开始收集数据；尽管面临阻力，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设定了在今年4月确定气候信息披露规则的目标，公司将被要求披露的信息包含气候变化对公司运营的影响，和公司运营所引发的直接和间接环境污染。

　　“ESG投资增速放缓未见得是一件坏事，这个行业的确需要引入更多监管。”赫尼兹认为，定义和标准将是驾驭未来ESG格局的关键，我们需要更多监管来根除“洗绿”并真正制定一个标准，“简而言之，假如你说你正在进行ESG投资，那么你务必满足这些标准。”

　　好消息是，包含贝莱德、摩根大通、道富集团和先锋集团在内的很多大型金融公司虽然撤下了很多基金的“ESG”标签，但却开设了更多气候基金、可持续发展基金、净零基金。

　　除了要小心掉入“ESG”话语陷阱，这些大玩家的投资策略并没有多少改变，华尔街的一切如常。去年10月，贝莱德推出了新的“以气候转型为导向”的私人债务基金；摩根大通宣布将在十年内筹集2.5万亿美元用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前，这两家资产管理公司仍然是“净零资产管理公司倡议”的成员。

　　ESG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否依旧有效？

　　尽管已经有很多学术文章证实了ESG策略与投资收益的正相关性，但随着“反ESG运动”的深入和ESG投资市场的起伏，普通投资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布满疑虑：ESG投资策略真的来造成更多收益么？

　　“没有人能提供在未来5年或十年内跑赢市场的股票公式，ESG策略不能，也木有任何其它策略能，因为它不存在”。赫尼兹指出。

　　研究表明使用ESG策略并没有平均效益，但对于许多其它策略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任何标准能够始终优于市场。但ESG可以是每个策略之上的Plus叠加，能让每种策略变得更好。

　　赫尼兹解释，增加对ESG因素的投资的确会发生价值，尤其是当某些ESG因素与企业长期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完全被识别或识别成本较高时，ESG投资策略可以降低风险并获得更高的收益。

　　赫尼兹举了一号引擎投资公司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案例。尽管前者只持有后者0.02%的股份，但却强逼后者在2021年更换了4名董事会成员，并启动了碳捕集业务。

　　一号引擎的策略是公开指出埃克森美孚糟糕的资本配置源于其数十年来对气候变化的否认，并造成了较低的资本回报率。在说服投资者时，一号引擎并没有过多关注“环境道德”，而是诉诸企业盈利能力——埃克森美孚在化石燃料上的大笔支出已经造成投资资本回报率为负数，所以该公司面临生存风险。这显然是ESG帮助投资者识别财务风险的经典案例。

　　“我认为ESG运动正在经历一场洗牌，道德偏好、绿色清洗和炒作慢慢地输给了将ESG 因素添加到行动主义、参与公司治理、投资组合构建的努力。”赫尼兹认为，ESG因素将日益成为用于培训未来投资者、教会他们如何追求利润的核心工具包要素。

　　这是因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风险和机遇日益明显，并已在市场中得到定价；监管层强制企业增加污染信息披露会造成企业的“负外部性”减少，也就是明显提高污染企业的显性成本，碳强度较高的企业需要支付碳风险溢价，尤其是当投资者也越来越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时。“总而言之，ESG策略将为一些投资者造成极其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并给另一些投资者造成损失，从而提高资本长期配置的效率。”他指出。

　　谈到ESG投资所面临的挑战，赫尼兹认为，如何量化企业的ESG绩效仍然是顶尖的难点。ESG评分已经被证明是不可靠、不完整和有偏见的，并且往往依赖于企业自愿披露的、未经审计的不完整信息。

　　“这也正是高校和研究者应该给予贡献的领域。由于高管、董事会成员和投资经理实际上对可用于指导资本配置和战略决策的ESG数据越来越没有信心，我们急需革新我们的评估方法。”赫尼兹介绍，沃顿商学院在2023年秋季开设了ESG课程，仅仅一个学期后，ESG已经成为商学院第四受欢迎的课程，有1330名学生注册，积累了50个企业级行业合作伙伴。今年春季学期开始，赫尼兹开设了一门专注于提供新的企业ESG影响评估方法课程。借助现有的科学公式将ESG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换算成美元支出，好比把企业碳排放量转化为碳排放社会成本，把人力资源现状转化为人力资本支出，最终形成一组全部以美元计量的ESG分数，以直观评估企业的ESG成本。

　　赫尼兹强调，2024年、2025年对ESG的趋势非常重要。如果严厉的研究者、投资者和政府监管者能处理好“反ESG”浪潮中的“真问题”，经历过行业洗牌后的ESG将迎来真实的专业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