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坡热”频繁出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捧”苏东坡。其实，自明清以来，苏东坡就一直受到很多读书人的喜爱。那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大文豪，为啥独独苏东坡能成为“网红”呢？请听复旦大学习中文系教授骆玉明为大家讲述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的理由。
『“吃货”苏东坡』
先从苏东坡的《猪肉颂》讲起。
颂在古代是一种很庄重的文体，在《诗经》里就有《商颂》《周颂》，但苏东坡给我们来了一首《猪肉颂》。
这首词是这样写的：“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愿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当时，苏东坡被贬官到黄州，他发明了东坡肉的做法，留下了这道名菜。在这首《猪肉颂》中，他写了烹饪东坡肉的要领：锅要洗干净，放很少的水，火要小，要有耐心，要慢慢地炖。标准的东坡肉的做法是要用文火炖一夜，所以肉非常酥软。他还说，黄州这个地方有好的猪肉，价格也不贵。早晨起来打两碗猪肉吃，真是自得其乐。
为啥苏东坡让我们感到亲切？因为我们读杜甫的诗，往往需要保持一种庄重的心情。而读苏东坡诗的时候，你读着读着忍不住就会笑起来。
说起吃，苏东坡还有另一首诗叫《惠崇春江晚景》。诗中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一首题画诗。竹子、桃花、春江、鸭子，多么活泼生动的春季景象。
更关键的是，吃河豚鱼的季节到了。假如你像苏东坡一样是个吃货的话，你才能读出其中的滋味。“蒌蒿满地芦芽短”，蒌蒿是煮河豚鱼时所需的一种配菜。说白了，万事俱备，时间刚刚好，肥美的河豚鱼就要上桌了。
有人曾经请苏东坡吃河豚鱼，他吃完后写了四字评价：“也值一死。”河豚鱼是有毒的，弄得不好会丢性命，但在苏东坡看来，这么好吃的东西“也值一死”。
苏东坡就是这样用各种办法来满足自己贪吃的天性。他曾经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虽然被贬到惠州，但他说，可以天天吃荔枝，无妨长做岭南人。
从“吃货”苏东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具有生活感性的人。啥叫生活感性？他不是用抽象的事理、抽象的准则去看待人生，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体验生命的快乐，寻找点点滴滴的生活乐趣。因此，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
『苏东坡为啥瞧不起二程』
苏轼受到很多读书人的喜爱，在明清时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明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一种僵硬的教条，给读书人造成一种压抑的氛围，而苏轼身上表现出一种自由、豁达的精神，正是很多读书人所向往的。
苏东坡很瞧不起二程。二程是指程颢、程颐，也就是程朱理学中的“程”。苏东坡直接在奏章里骂程颐是个“奸邪”，这在许多人看来不能理解。因为在我国的传统中，程朱这样的理学家都是特别庄重、严肃和正派的人，甚至可说是圣贤。我国的理学从周敦颐传承下来，到二程，再到朱熹。二程是朱熹的老师一辈。而且，在政治上，二程和苏东坡同属于旧党，也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派。苏东坡何至于会用“奸”来形容程颐，并且历来不给他好脸色看呢？
在苏东坡看来，二程身上有一个令人反感的特点，那就是在平淡日子里僵硬地根据经典行事，对人采取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
举一个例子。司马光去世后，百官将去吊唁，程颐出面阻止，而且让司马光家里的人不要接待。为啥呢？因为这天早晨朝廷举行了一场庆典。《论语》里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如果孔子在这天吊祭，就不唱歌，表示对逝者的一种庄重的态度。苏东坡就非常厌恶程颐，说《论语》里并没有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孔子这一天唱歌，就不能吊祭。唱歌和庆典在前，和吊祭有啥关系？这两者其实不矛盾。
宋哲宗继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他的老师就是程颐。有一年春季，哲宗摘了一根杨柳，程颐就上前阻止，说“方春万物生荣，无可摧折”。这个大事理也许是正确的，可是用在一个小孩采摘杨柳这件事上，不免过于严苛了。以一种看似高尚的准则来抑制人们日常生活的乐趣，是对感性生活的抑制，否认人的感性生活的价值，那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生活享受和追求的一种否定。
为啥许多人喜欢苏东坡？因为从苏东坡和二程的对峙中可以看出，苏东坡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装”，不故作姿态，平易随和。这也是大伙都喜欢他的原因。
『“士志于道”的典型』
我们接着从儒、释、道三个方面来解读苏东坡。
首先，苏东坡是一位儒家的学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儒家传统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
儒家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士志于道”。啥是士志于道？士是指读书人，而且，它是指对社会有所负担负责的读书人。虽然士生活在社会中，也要养一家老小，也要追求功名，可是，士的最高人生目标，或说士的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在于确认并且维护符合正义的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士就有这么一个要求，这就是士所要承担的责任。
可以说，苏东坡就是“士志于道”的典型。
北宋时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王安石变法。苏东坡是明确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而且苏东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的领袖人物。在这里，我们且不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评价，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问题，我只能说，在苏东坡看来，王安石变法对国家、对社会、对 老百姓 是不利的。说白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对苏东坡来说是一件维护道义的事情，是为了避免社会出现混乱和溃散的格局。他坚持这样的态度，不是出于个人的意气之争，更不是个人的利益之争。在这个问题上，苏东坡彰显出强烈的责任感和鲜明的政治立场。
然而，这场冲突逐渐演变成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苏东坡的命运也不断浮沉在这个斗争的旋涡中。王安石变法早期，苏东坡因为反对变法，就到地方上去做官，以回避政治冲突。后来，有人揭露他的诗词里有攻击变法的言论，于是他被关进牢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宋神宗去世后，年幼的宋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主政，重新起用旧党。苏东坡一路升迁，最高做到了兵部尚书。苏东坡的政治理想是从国家、从 老百姓 的利益动身，为国家、为百姓做一些事情，他不愿意成为权力之争的一颗棋子。于是他又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去做官。新党再度上台后，苏东坡又成为打击的目标，再一次被贬官。
特别值得我们敬佩的是，苏东坡不管在啥地方做官，都积极造福百姓，留下了各种政绩。在杭州做太守的时候，他招募民众疏浚了西湖的淤泥，这是一个农业水利工程项目。
最有名的故事是在徐州。有一年徐州遭遇黄河决口，城里的富人纷纷准备出逃，苏轼出面劝他们留了下来。为了抗洪，苏东坡带头修筑长堤，他在城墙上搭了一个棚子，在棚子里住了40多天，直到洪水退去，终于保全了徐州城。
他最后一次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这对他来说基本是一条绝路，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为当地 老百姓 做事。儋州甚至海南岛当时都是非常偏僻落伍的地方，自隋朝推行科举制度的几百年来，整个海南岛没有一个中举及第的。于是，苏东坡开办学校，在那里教书育人，使这片蛮荒之地逐渐有了文化气息。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对社会、对国家有负担负责，勇于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
『豁达背后的道家精神思想』
道家精神思想也是苏东坡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苏东坡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别倒霉的人，他在官场上很不得志，不断被贬官。他在一首诗里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己一生的功业可以用黄州、惠州和儋州这三个地方来总结，其实这三个地方都是他贬官的地方，而且越贬越远。但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
豁达正是道家精神思想在苏东坡身上的真实写照。人为啥能够豁达？人怎样才能豁达？就是要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去看待现实的生活、看待自己的遭遇，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发现一切都处在变化之中。
苏东坡写过一篇《在儋耳书》，非常鲜明地彰显出老庄思想。其中写道：“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一盆水打翻在地，形成一个水坑，一根草梗浮于水面，蚂蚁趴在草梗上，四顾茫然不晓得什么地方是岸。不一会儿水干了，蚂蚁爬起来，看到另一只蚂蚁，流着眼泪说：“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一个小小的水坑，对蚂蚁来说就是大江大海，蚂蚁重新爬出来以后，觉得自己好像经历了震天动地的事情。仔细想来，我们在这个世上遭遇的很多事情，其实就和蚂蚁一样。
人为啥要豁达？因为世界很大，变化无穷，在这个宏大的变化无穷的世界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微乎其微的。世界是无限的，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有限之中，所以不值得为此绝望，不值得为此而沮丧，这样才能做到豪放豁达。这就是苏东坡面对打击时的态度。
他刚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秦观。其中说道：我初到黄州，没有了收入，但还要养活家里这么多人，支出还是老样子，心里很担忧。只能痛自节俭，每天的花销不高于150个铜钱。每月开头时，我就拿出4500个铜钱，分成30串，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从屋梁上挑一串下来，然后立即把画叉藏起来，避免自己动心。每天剩下的几个铜钱就存在大竹筒里，以待宾客之用。瞧瞧我家的银行存款，还可以用一年多，到时再想法子，车到山前必有路。因此，心里一点懊恼也木有了。
苏东坡非常有幽默感，他对自己的遭遇采取一种滑稽嘲弄的态度。读他的文字，你经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所以说，苏东坡的豁达，其实来自他对人生很深的领会和认识。
『“飞鸿雪泥”的人生感叹』
苏东坡和佛家也有很深的渊源。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当时有一部经叫《观世音经》，观世音是一个救苦救难的菩萨。《观世音经》里提到，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假如你念观世音菩萨的称号，观世音菩萨就会来解救你。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假如有人诅咒你，你念观世音菩萨的称号，这个诅咒的结果就会报应在诅咒者的身上。
苏东坡听了以后就指出，这种说法不对。为啥不对？因为这里面蕴含着一种人性的狠毒。假如有人诅咒张三出门被车轧死，张三念观世音菩萨的称号，结果那个诅咒者自己出门被车碾死了。在苏东坡看来，这不符合佛家的慈悲。他认为之前的经文一定不是这样的，是后来被人篡改了。苏东坡坚持把经文改过来，改成什么呢？“念彼观音名，两家都没事。”念了观世音菩萨的称号后，双方都没事了。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能感受到苏东坡敏锐的感知力和他的宽厚和慈悲。
在一些苏东坡的诗词中，反映了佛教的智慧和哲理。
好比，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左右看、从远近看，山都是各不相同的。没有人能看到庐山的本质，因为我们自己身在山中。
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我执”，是指执着于个人的利益，以一种狭隘的、固执的态度看待世界。我们我们时常说“眼见为实”，但苏东坡通过这首诗告诉你，眼见其实不为实。你所看见的，其实受到你的立场、你的视角、你的能力、你的知识等条件的制约，要想看到真实的事物，你需要换一个角度看。说白了，要避免用固执的态度、狭隘的立场去判断事物。
苏东坡早年还写过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四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苏轼和爸爸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那一年，他们进京赶考，途中路过河南渑池。在一座寺庙里，有个老和尚接待了他们。几年以后，苏东坡在上任的路上又一次经过渑池，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他在诗中感叹道，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世上经历种种，就像大雁在雪地里留下的脚印。人生只是一个个偶然，留下脚印后，又像大雁一样起飞，但不晓得要飞向哪里。和尚已经死了，曾经题写在墙上的诗也已经不见，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路太长，人很累，可是我们还走在路上。
这首诗写出了苏轼对人生的迷惑和伤感，但同时，也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既然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总是要努力。
从儒、释、道三个方面看，我们也许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苏东坡。他既有儒家的执着、道家的洒脱，又有佛家的圆融。他既有读书人的社会负担负责，执着于现实人生，做入世事业，又能跳出来，不执迷于尘世。不管经历怎样的磨难坎坷，他始终保持着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在他看来，生命是艰难的，但生命仍然是美好的。我想，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喜欢苏东坡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