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进入“两会时间”。此次会议上，上海政协常委、复星国际联席总裁陈启宇出席会议并提交四份提案。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上述四份提案及讲话内容涵盖纾困专项基金设立、生物医药、大型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多方面，聚焦推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如尽快设立上海科创纾困专项基金，帮、扶、留、引高水平科创企业；全链条、多环节支持和推动上海生物医药源头创新；完善大型医疗设备临床应用政策、增进高端医疗装备业健康发展；和建立儿童健康“一卡通”管理制度，提供更好管理服务等。
而从聚焦推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话题来看，目前，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正处于从形成基本框架体系向实现功能全面升级的关键阶段。
新科技赋能、 新产业 融合也造成了新机遇。当下，上海要立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锚定科技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全面开展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让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为提升上海“五个中心”能级和城市核心竞争力提供重要支撑。
增进高端医疗装备业健康发展
上海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一直坚持以人民健康为方向，深化“健康上海”建设，在缔造“健康上海”品牌、增强医疗服务软实力中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对于技术复杂、资金投入量大、运行成本高、对看病费用影响大的大型医疗设备，其临床应用情况在一定水平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治疗能级和综合能力。
陈启宇指出，随着城市老龄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肿瘤、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医疗需求进一步上升，和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健康服务需求的大幅增长，大型医疗设备的临床应用与实际需求存在一定水平的不相配：一是部分顶尖设备配备的切实需求增大、数量不足。二是部分大型医疗设备配置面临更新迭代需求。三是全国形成了几个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和制造业发展带，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环渤海湾三大区域成为本土三大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长三角产业发展迅速、中小企业活跃、地区特色明显，但相较珠三角、 京津冀 地区规模集群优势不明显。
陈启宇进一步指出，上海的大型医疗设备的布局应紧紧围绕着亚洲医学中心城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自贸试验区建设、缔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及高质量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等国家和城市重大战略来进行部署，由此建议如下：
一是在临床应用政策上进一步放开配额，给予更多非公医疗机构更便捷购置的政策。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简化上海大型医疗设备的配置及迭代更新程序。
二是鼓励本土创新研发器械企业与外资、合资器械企业两者之间的良性竞争，推动两者共同发展；补缺口、填空白，推动进口品牌本土化发展进程，带动大型医疗设备全产业链发展。
三是上海要利用好在长三角的龙头地位，积极牵头联动长三角的资源，大型高端医疗装备业，要在长三角这个更大的空间中得到更好地应用，进而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推动上海生物医药源头创新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是上海城市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上海已诞生一类 创新药 20余款，生物医药科创板上市企业约30家，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工业产值已近2000亿元、总规模近9000亿元人民币。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经历了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与国际顶尖水平的距离逐步缩短，正迎来从“从无到有”到“从有到好”的关键节点。
“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同质化内卷严重，基础研究未能充分施展源头的作用，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底盘尚不牢固。”陈启宇分析指出，一方面，基础研究环节相对全球领先水平仍然有差距。另一方面，政产学研医资合作、共建平台能力，通顺转化机制有待加强。另外，生物医药研发成果的商业化落地机制不够通顺，高值 创新药 实现价值、获得合理回报的路径尚未打通。
基于此，陈启宇建议，针对生物医药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未来应在研发、准入、生产、使用、支付各环节给予全链条的支持，努力营造鼓励源头创新的制度环境，激活源头创新“第壹公里”，探索生物医药的原研转化、创新路径和政策机制。具体而言：
一是加强源头的投入建设，依托上海已经有的高校、科研院所、高水平临床研究机构和生物医药科创企业基础优势，在政府的规划下，在中国率先尝试类NIH的制度，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聚焦专项。
二是扶植上海本土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积极发展CVC，联动市级母基金、高校、科研机构及研究型医疗机构，实现源头创新的科研对接，第壹时间支持原创成果孵化、转化、落地。
三是鼓励生物医药科创人才在创新企业与科研院所双向任职、兼职、轮职。人才是科技创新、源头创新的源动力。四是以上海源头创新发展为驱动，推动长三角医药科创、市场一体化。
陈启宇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成果转化是生物源头医药创新重要的环节。真正要做源头创新需要做到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本土 创新药 企需要加强与国内的科研院所、临床医院合作，推动临床研究科技成果实现科技性转化。当然，在临床转化的进程中，企业需要建立相应的策略方向、建立评估能力，思考并解决“啥样的科技能够实现转化”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聚焦且明确聚焦“临床未被满足需求”这一方向，需要从临床未被满足需求动身，去搜索和寻找相应的科技成果及科学家所在。
“企业在做成果转化时面对不一样的科技会引入不一样的产品，但最重要的始终是坚持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在进行临床转化工作的进程中，不要单纯从技术去转化，从技术去转化有时在实验室是一个好的技术，但到了临床可能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等到产品上市了，才发现这个技术在临床真实的应用没有太多价值。”陈启宇说。
尽快设立科创纾困专项基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壹动力，科技创新是百年变局中的关键变量。近年来，全球技术变轨加速，前沿技术交叉融合与快速迭代正重塑工业体系并催生“引爆点”。为提升上海“五个中心”能级和城市核心竞争力提供重要支撑，一定离不开高水平科创型公司的聚集和发展，离不开科创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
受海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流动性普遍缩紧，近年来许多企业面临资金压力，陷入经营困境，能否生存和健康发展将极大地影响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进程。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自2021年“资本寒冬”以来，不同阶段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均出现资金压力，大量基本面良好、产品管线有序推进、盈利预期明确、极具竞争力的高潜科创企业融资受阻、流动性紧缩甚至濒临破产。各地政府通过基金的设立激励市场主体帮助城市招商引资发展产业，面临资金压力的生物医药企业容易受到这些基金出资的吸引和截留。
“上海应尽快在政府推动和主导下，设立结合市场化机制运行的科创纾困专项基金，帮、扶、留、引高水平科创企业，同时进一步落实《上海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精神、增进上海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完善、助力上海科创研发经济和产业化高地建设。”陈启宇指出，为应对上述挑战，建议做到如下四点：
一是聚焦上海三大先导产业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 人工智能 ，政府牵头，快速设立科创企业纾困发展基金，以此进一步强化上海三大先导产业科创驱动力。
二是科创纾困基金应由政府引导、监管，并以市场化、长周期的机制落地。考量到三大先导产业发展周期特性，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每一个产业都应设立不小于100亿基金规模的纾困基金，基金期限应达十年以上，鼓励本市市级母基金、大型国企、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纾困基金设立出资。
三是纾困对象主要以在三大先导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优势技术平台、产品研发进入中后期或初步上市、未来3年内将形陈规模产值的高水平、中后期企业为主，对于技术特别可靠的早期企业也可并入纾困对象。纾困基金投资手段包含股权融资、债务融资、股债并举等多元化救助形式，以市场化、专业化的形式快速驰援科创企业。
四是纾困基金在做好本市范围科创企业纾困工作的同时，应积极面向长三角、面向全国、面向全球，招揽、吸引三大产业中有资金压力的科创企业将企业总部或核心业务搬迁到上海，发展壮大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坚实的后备力量。
其实，近年来，上海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先后出台《中共上海委、上海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不断推动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