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韩媒《中央日报》援引韩国国家级政策研究所——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报告指出，韩国应进一步增加国内大型公司的岗位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大企业工作岗位数量占韩国所有工作岗位数量的比率极低，仅为13.9%。
这意味着年轻人在找活干时要经历更为激烈的竞争。在韩国，每10名学生中就有7名上大学，即便在发达国家中，这也是不错的数据，但和体面的工作机会相比，这一数据明显过剩。
韩国开发研究院呼吁政府转变思路，创造更多高质量工作机会。
好工作难找
2月27日，韩国开发研究院发表了题为《需要更多的大企业工作岗位》的报告，称韩国大企业的工作岗位比重为13.9%，不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一半，只相当于位列第壹的美国四分之一的水平。在OECD 32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壹。 
KDI发布报告的现场
从所有工作岗位中大企业岗位的比重来看，OECD的平均值为32.2%。美国以57.7%居首位，法国(47.2%)、英国(46.4%)、日本(40.9%)等国家也超过了40%，韩国的数据基本属于“垫底”水平。
韩国开发研究院表示，韩国大企业工作岗位不足助长了韩国大学内卷现象，并进一步降低了诞生率，当前韩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韩国大企业的工作岗位数量，尽可能确保每年结业生的就业水平。
企业的规模直接影响着员工的饭碗。据统计，2022年韩国小微企业（5-9人）人均工资仅为大企业的一半，而中型公司（100到299人）的人均工资也仅为大企业的71%。相比之下，大企业的工作岗位着实更具吸引力。据韩国统计厅2023年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12月，大企业员工月均收入为56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万元出头。
2021年，韩国人均收入为333万韩元，据预测，目前约为366万韩元。根据韩国 职业教育 平台Sanctuary Institute调研数据，大学结业生的月收入中位数为237万韩元，其中，四年制本科结业生为240万韩元，大专结业生为212万韩元。令人震惊的是，60%以上的结业生收入低于每月206万韩元的最低标准；结业后找到第壹份工作的年轻人中，有一半的人会在不久之后辞掉工作。
Sanctuary Institute把这归因于高质量工作岗位的短缺。
好的工作，年轻人挤破头都想进，可是一般的工作，大量的结业生又瞧不上。故而造就了如今困顿的格局。
“彼得潘综合征”
长期以来，韩国政策其实不支持大企业壮大发展，以大型超市为例，所有在韩国境内开设的大型超市，都会受制于一套严格的营业时间限制，而和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府对中小企业格外优待。
据了解，韩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到国内所有企业数量的99%。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公团东北亚地区首席代表金相佑之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曾表示，在韩国，中小企业就像国家的细胞一样，它们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很强，产品质量也很高。
正因如此，中小企业实际上一直处在产业政策的中心，政府每年也会向其提供相当可观的政策资金。以2019年为例，韩国政府为国内的中小企业提供了22万亿韩元的支持，占到该年政府总预算的4.7%。
即便政府全力支持，但自1990年以来，韩国中小企业年生产率的增长始终在逐步下降，2014年以来一直低于1%，与韩国大型公司的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
更严峻的是，中小企业不仅生产率下降，大量企业还沦为了边缘企业、僵尸企业。据了解，截至2019年，连续三年无法用营业利润支付利息支出的中小企业占比超过85%；中小边缘企业数量由2015年的1950家增至2019年的2600家，年均增幅超过7%。
持续的政策支持，过度的保护，削弱了企业自力更生的能力，也留给政府一笔预算黑洞。但由于中小企业在某种水平上来说是“弱势人群”，长时间以来，没有人能疑问扶持政策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韩国开发研究院批判了政府这种积极“送奶”的态度。撰写报告的顶级研究委员高永善表示：“如果韩国继续向中小企业提供很多支援，这些企业就无法扩大发展，也不愿意扩大发展，这是一种‘彼得潘综合征’。”（注：彼得潘综合征是指具有某种心理状态的病患，他们会以童话般的态度逃避现实生活，不愿踏入成年人的世界，也不愿做出行动。）
高永善表示，韩国政府有必要研究中小企业支援政策的必要性（如税收优惠、行业保护等），重新讨论中小企业的行业制度和对大企业的一系列限制措施等，只有这样，才能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大型公司的工作机会。
传导效应显现
研究者称，由于韩国大型公司无法提供数量、质量皆可观的工作机会，反向倒逼了韩国的升学和生育的压力。
韩国生育率始终在全球垫底。韩国统计局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的总生育率（TFR）已从2022年的0.78降至0.72，降幅迫近8%。首尔去年的生育率最低，仅为0.55。
相关部门估计，2024年总生育率可能进一步降至0.68。
这一点不难明白，当社会上没有足够多、足够体面的好工作时，人们就会转向于先“立业”，而不是“养育后代”。
从结业生找活干的视角来讲，他们一定期待能够进到大公司工作，因为中小企业被认为在薪酬、个人发展、产假等制度方面存在局限性。而名校结业生在大型公司就业、发展、薪酬等方面显然更具优势。
这也催生了韩国私立教育热潮，为了争夺有限的优质工作岗位，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前就已经启动了竞争。韩国建国大学经营学系教授尹东烈表示，韩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太大，再加上韩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硬是不足，因此一个结业生的第壹份工作实际上决定了他（她）的终身工资水平。
内卷之下，大企业工作岗位紧张进一步加剧了“利益过度集中于大企业”的经济结构。高永善认为，只有大企业的劳动需求增加，才能削减大企业所享受的有限溢价。
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想生活在首都圈。只是韩国非首都圈地区的萧条的就业市场，使得很多结业生只能“被迫”留在首尔，或“出走”海外。
“生活在首尔，是我能想象到的所有生活的地狱模式。”太珲向记者表示。
他提到了去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我讨厌韩国》，该片由韩国作家张康明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女主人公“讨厌韩国”，觉得“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因此决心移民，她抛下工作、家人、男朋友，为了寻找自己的幸福前往了新西兰。
太珲向记者表示，他也曾想过留在韩国，但发现，以自己的专业，在美国反而能找到更好的、更高薪且更能持续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