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奥地利新生代作家菲利普·韦斯，在其作品《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中尝试了跨世代和跨洲的实验性写作。他集合了百科辞书体、笔记体、录音稿和绘本等形式，探索了文本组合的极限可能。从工业革命到福岛核事故，不同时空内的叙事者，皆在探寻历史语境中的自我生成与迷失，私人生活视域下的宏大历史演进。

　　书中《我之百科》的叙事者波莱特，只是布满幻想与期待的少女，她对叔叔尤金的精神之恋，源于二人在家族中都是叛逆异类。富有深意的是，这种反叛绝非只是特立独行，而是一种历史反思。它涵盖对“欧洲中心论”的反省，对无产者的同情，对殖民地罪恶的揭露。尤金被放逐，波莱特走上起义之路，她成了巴黎公社女社员。女人和革命者的身份重合，意味着性别和阶层的双重叙述。作家关心如何依赖人物的心理状态、位置和认知，去理解历史事件的理论。作品只是通过特定的历史截面和时代情绪去阐释“大变局”。

　　《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里19世纪的欧洲日常，俨然被各式机械发明、奇技淫巧所包围，如法式裙撑对身体的训导、法拉第仪器的电击实验、液压升降机的上上下下。世界被解读为机械系统，持续运转成为唯一的理论。“我看见聚光灯，它们在夜里也用刺目的强光包围着工地……我们拆开了巴黎。我们把它开膛破肚。”

　　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提供了早期景观世界的样本。圆顶大厅塑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完全空心的世界”“没有任何实质，不过是刷了一层水泥的空壳”。作品延续探讨“人是机器”这个哲学命题。人的身体陷入功能主义和机械论的泥潭，“整个世界和世界之中的我自己，是否也就是一台强大的机器”，心灵震颤只是机械运动。

　　波莱特将人生经历剪辑重排，按关键词分类，以字母顺序编排的表现，恰恰隐喻作者的历史观——用空间书写突破线性时间。这是小说轴线，从巴黎、维也纳抵达东京的内在逻辑，它意味着欧洲对东方的想象、影响，变为交往实践。波莱特在维也纳博览会结识了后来的老公大友哲雄，成了第壹批去日本的欧洲女性。这种设计暗示人物的双重主体性。原有的那些欧洲游记小说，大多展示了西方对东方的异域见闻，带着对客体的凝视。波莱特却有东西文化互见的视角。原本她把“扶桑国”视为乌托邦，随后才发现明治日本只是忙于照搬西方的“副本”。

　　她并未收获爱情，老公的认知愚蠢荒谬。“他们微笑、鞠躬，他们给我端茶、送我礼物。可是，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礼貌背后都隐藏着不信任。抑或是轻蔑？”波莱特敏锐洞察有些日我内在分裂、压抑和恋物的倾向。甚至，她将其深化为文化性格的阐释。在她眼中，明治日本历来不曾理解西方，他们只是搬运工。他们期望的是机械、技术和军队，其实不用启蒙理性的话语。这或许是叙事者的“偏见”，却蕴含着直击本质的历史直觉。

　　在这部辞书体写“人生词条”的虚拟传记里，作者实现了叙事的繁复实验。它既有对启蒙时代狄德罗百科全书派的戏仿，又隐藏着东西两大世界的交互性、对话性。从表面上看，这些生活片段、器物注解和历史评注凑成离散、杂糅而含混的叙述。但实质上，书中却依循编年纪事和空间地理的轴线。从欧洲大陆工业化、城市化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它意欲达成一种去中心化的多极书写。所谓“我之百科”，一定不是有限视域、单一视角，它需要实施世界性观照，描摹自我意识的生成。

　　在《手记》里，作者仍然书写“发现自我”的历程，只不过它延展成人类的存在。从发明神、构想天到柏拉图主义的宗旨，尚塔尔反思人类的自欺、理性的膨胀，和心脑和身体的二元对峙。

　　《手记》有追问存在与时间的本体论欲望。《我之百科》是历史性的叙述，《手记》则完全是“超历史”的。它关注起源问题，把原点拉回到史前。作品开篇对一个颅骨的凝视，引发人种学、考古学的想象；从卢克莱修到索绪尔，从地质、星云到万年前的降水，作者消解并穿越了时间。在其背后是对历史秩序、历史理性的深刻质询。一是骷髅所指涉的身体演化（从南方古猿、直立人到智人），另一是关于爱欲的演化（精神现象的解放与进化）。然而，作者却写出暗含的辩证：所谓精神性进化也蕴含着动物性退化。“人呢，这悲凉的生物忍受着双重压力，过大的脑和繁重的心。为这二者用尽气力。”过度迷恋理性，为心脑所累，过剩的意志，是人不幸的根本。

　　某种角度看，作者的文体实验大胆而激越。“手记体”延续古罗马时代哲人自我书写的技术，成为思想的速记。它带有尼采箴言体元素，又近乎罗兰·巴特和鲍德里亚的某种合体。作品将人事物象都凝固为镶嵌的引文、自由的联想，我概括为“知识流”对意识流的渗透。作者意欲抵达一种世界性经验，重估人与历史和自然的关系，审视自我的生存位置。这种关切人类共同命运的书写，将拼合为世界性的叙事疆土。

　　《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

　　[奥]菲利普·韦斯著

　　陈早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