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中午，小雨刚过，在万宁市槟榔协会一间简易的办公地点里，谈起槟榔时，会长符西强怎么也打不起精神，面带愁容地对记者说：“（万宁市的槟榔树）基本上都覆灭了，80%多的槟榔树都坏掉了。”
作为“中国槟榔之乡”的 海南省 万宁市，如今正遭遇空前绝后的挑战。一种还没有解药的黄化病还在这片土地上肆虐，让曾经生气勃勃的槟榔林变得满目疮痍，病树成片。
万宁全市总人口约64万，其中有一半的人从事槟榔产业。2021年，万宁槟榔全产业链产值超14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市生产总值276.9亿元的一半还多。然而，随着黄化病不断恶化，这片昔日的“绿色银行”正在迅速缩水。
为了解救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槟榔林，心乱如麻的农户们穷尽了所有办法；万宁全市甚至还开展过“槟榔黄化防控大交手”；来自全国的行业著名专家屡次深入林地为槟榔“把脉”。但这一切收效甚微,谈起这些农户们一个劲儿地摇头。
日复一日，槟榔树的患病情况越来越重。包含符西强在内的很多农户早已失去信心，任由他们亲手种下的一株株槟榔在地里自生自灭。
许多农户的命运正在随着槟榔产业的兴衰而起伏。一些农户开始寻找新的前途，他们尝试种植百香果、荔枝等其它作物来替代槟榔，期待能够找到新的前途。
几乎“全死了”
海南人对槟榔有着深厚的情感，早在南宋时期，就有“琼人以槟榔为命”的记载。在万宁，槟榔不仅是平淡日子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婚丧嫁娶的必备之物。走在万宁的村子里，记者看到，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空地，皆种有槟榔。
在万宁市和乐镇大山村村口，一家专卖槟榔鲜果、槟榔加工成品和饮料的简易小店，年过不惑的阿丽（化名）独自一人守着小店，由于村里客户有限，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怡然自得地刷着手机，偶尔准备一些特色搭配——捞叶，涂抹上由贝壳粉磨成的白色膏体，整齐地摆放在一旁，等待过路的客人。
阿丽家也种了槟榔树，但她店里的槟榔鲜果却来自海南乐东等其它市县。她解释，一方面因为万宁的槟榔开花结果较晚，另一方面这里的槟榔几乎“全死了”，还活着的果子“水分少，颜色差，又老又硬”。谈起自家地上的那一二百株槟榔树，她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我都懒得管”。
给阿丽和槟榔树造成巨大打击的是一种被称为黄化病的植物病害。在万宁，许多槟榔树都遭到黄化病的侵袭。第壹财经记者在万宁市和乐镇、长丰镇和万城镇采访时看到，大量槟榔树低垂着泛黄的树叶，有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光杆司令”。
槟榔黄化病是一种由植原体造成的缓慢降低槟榔产量的病害，广泛分布于 太平洋 群岛、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得了这种病的槟榔，先是根部腐烂，叶子发黄、收缩变短，随后不开花，或开花不结果，即便结了果也会提前脱落。
在海南，黄化病最早于上世纪80年代在屯昌县被发现，随后逐渐蔓延至万宁、琼海、琼中、定安、陵水、三亚等市县，目前在万宁、陵水最为严重。
阿温是万宁万城镇东方村人，他家目前种植的槟榔树有一亩多，共有100多株。2022年，他家的槟榔鲜果收入还有一万多元，但2023年只有两三千元，“今年估计几百块都不到”。
符西强的情景更为糟糕。他拥有两三百亩地，每亩大概可种125株槟榔，共有槟榔近三万株，但如今已无心照料。他向记者介绍，这些树几乎全都遭受了病害，即便还有未染病的，也只是挂着密密麻麻的果子，连雇人工采摘的款项都赚不回来。“我干脆就不要了，谁要摘自己去摘。”
大概在七八年前，符西强这三万株槟榔的鲜果年产量高达33万斤，即便当时的价钱平均只有3元/斤，也能为他造成上百万元的年收入。但现在，由于不再打理，他在槟榔种植方面的收入为零。
符西强回想起过去的日子，那些与槟榔树共度的岁月就像就在昨日。他亲手种下的每一株槟榔苗，都承载着他的等待和期待。但如今，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株株倒下却措手无策。
包含符西强等多名受访者向第壹财经记者介绍，早在20多年前，黄化病就缠上了万宁的槟榔树，最近几年，尤其今年以来越发严重。农户们用手掰开树干，发现里面爬满了虫子。
为应对黄化病，农民尝试了形形色色的要领，如剪掉泛黄的叶子、施化肥、给槟榔打吊针、用 无人机 打农药、运来新的土壤、发现一株有病就连根挖掉防止沾染等。然而，在被称为“槟榔癌症”的黄化病面前，一切皆徒劳。“没得治啦！”农户们说。
造成黄化病的原因， 海南省 林业局认为“原因非常复杂”，因素较多，但栽培管理不到位是首因：全省各地种植户普遍认为槟榔是“懒人树”，重种植、轻管理，民间习惯性地大面积连片种植，造成黄化病扩散蔓延加剧。
没赚到“大钱”
随着黄化病蔓延，当地槟榔的亩产急剧下降，从而造成槟榔鲜果价格越来越贵。但一些从业人员看来，真正“挣大钱”的是“外来人员”，当地的槟榔产业始终是“躺在”鲜果和初加工里赚取“薄利”。
全国九成以上的槟榔产自海南，而“海南槟榔半万宁”。槟榔产业是万宁的支柱产业，万宁槟榔生产地种植面积达到53.4万亩。全市有30万农民从事槟榔产业，他们近1/3的也收入源于此。因此，全国唯一的一个槟榔和热作产业局就设立在万宁，即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
但到2020年，万宁市槟榔黄化病病发面积就占到35.869万亩，占总面积的67.1%。根据《海南日报》此前报道，2014年，万宁槟榔鲜果产量达22万吨，到了2020年，万宁槟榔鲜果产量跌至5.64万吨。
而根据符西强的说法，目前万宁槟榔黄化病病发面积至少在42万亩以上。“整个万宁市的槟榔鲜果产量，现在一天不到50万斤，都不够我们一个加工厂吃饱。”他说，相比之下，以前高峰时，产量一天就有上千万斤。
符西强目前经营着一家已经有十年历史的槟榔鲜果初加工工厂，拥有100多名员工，在万宁的槟榔初加工业中为中等规模。但他坦言，现在工厂的生意并萧条，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他解释，随着槟榔初加工工厂的增多，竞争日益激烈，仅万宁一地就有200多家类似的工厂。
在国内，海南的槟榔初加工产业历史相对深远，第壹家槟榔初加工工厂就诞生于万宁。随后，其它市县纷纷效仿，大量槟榔初加工工厂如漫山遍野般涌现。
2014年，光是万宁市就有槟榔干果加工厂3000多家，琼海市、屯昌县和 定安县 则分别有2500多家、1000多家和近1000家。以往的槟榔加工方式多以家庭作坊形式存在，从业人员多为当地农民，加工方式以家庭作坊式为主，小的加工厂只有数人，大的加工厂约200人。
槟榔的初加工过程相对简单，主要包含采摘鲜果和烘干两个步骤。工厂（部分工厂也种植槟榔）从农户手中收购鲜果后，经过容易的烘干处理后，去除多余水分，然后直接销售给如湖南口味王等知名品牌进行深加工，最终生产出槟榔产品。
经过近十年的市场竞争和洗牌，一批在竞争中处于颓势的初加工厂被市场淘汰。目前，万宁的槟榔初加工厂数量已从高峰期的3000多家锐减至当前的200多家。
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发现，目前在海南，名称或经营范围含“槟榔”的企业有6000多家，远低于十年前全省槟榔干果加工企业的数量。即便如此，受到近年黄化病的影响，槟榔鲜果产量锐减，加工厂所需鲜果依旧僧多粥少。僧多粥少情境下，为了维持经营，厂家纷纷抢购原材料，推高了鲜果价格，而加工后的产品价格却几乎裹足不前，造成部分加工企业连续亏损。
首当其冲的便是万宁的加工厂。目前，万宁槟榔加工厂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海南各市县。这种跨市县的采购模式使得万宁加工厂在收购槟榔鲜果时面临价格和运输成本上的不利局面。
万宁槟榔加工业的产值也在下降。记者查近几年的万宁市政府工作报告时发现，2021年，万宁槟榔全产业链产值超140亿元人民币，其中加工产值达76.77亿元人民币。但到了2022年，槟榔加工业的产值同比下降，减少到70.03亿元人民币。
最令符西强遗憾的是，海南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尤其适合槟榔生长，产出的槟榔鲜果汁多肉厚，品质享誉全球，但海南槟榔的深加工却主要由湖南的企业来完成。
在槟榔“原材料—初加工—深加工”的产业链中，海南主要负责原材料和初加工环节，约占总产值的四分之一。相比之下，湖南则专注于深加工环节，占据了槟榔产业链中四分之三的总产值，获取了更大的收益。
“为何海南在深加工方面做不出品牌，做不过湖南？”面对记者抛出的这一问题，符西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我们没有这种实力啊”。他说，万宁本地也有槟榔深加工企业，成立之初，目标就是对标和挑战“口味王”等湖南槟榔大品牌，但“直到今天还是搞不起来”。
长时间以来，尽管海南在不断探索槟榔产业深加工领域，但成效其实不明显。“槟榔深加工讲究的是秘方。”符西强说，为了寻找“秘方”，他们找过许多专家。
经过多年的探索，他发现，槟榔深加工不只是容易的物理处理，更关键的是需要强大的技术和资金等要素的支持，这些要素决定了槟榔的口感、风味和品质，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接受度和产品价格。
在品牌上，一名投资过槟榔深加工企业的海南老板向记者表示，“做槟榔，没有广告宣传是不行的，但这东西需要烧很多钱。我们烧过一阵子，简直就是无底洞。小打小闹干了一年后，亏了几百万，拔腿就跑”。
种种差距，让符西强不由地发出这样的感慨：“为啥别人的品牌一包能卖到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的只能卖到十几二十？”
另寻前途
6月3日中午，阳光猛烈，几名二三十岁的农民在阿丽的小店买了一点槟榔鲜果，准备上山去修剪荔枝树。“吃点提提神，好做工”，他们向记者表示，槟榔树“全死了”之后，他们“被揭竿而起”去种植荔枝。相对于几乎不用打理的槟榔这种“懒人树”，荔枝需要日夜照料，又苦又累，收成亦不稳定，有时候还要亏。
长时间以来，种槟榔、收槟榔、种更多槟榔、收更多槟榔，是万宁当地农民的传统。但现在，黄化病正在瓦解这种传统。
阿温一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爸妈曾经依靠种植槟榔盖起了三层小楼，但现在，失去槟榔的收入之后，他妈妈只能做一名保洁工人，月薪2000多。阿温不想也不能再“子承父业”，如今只能走出村子“做些零碎的工程”，但也“赚不到啥钱”。
唐会锋是大山村的村委书记，面对槟榔树无法救活的困境，他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其中，种植百香果就是他想出的措施之一。“这事我想了足足有两年。”他向记者介绍，目前大山村有100来户、500多人，拥有2000多亩土地。2023年，村里通过流转过来的近30亩土地种植了百香果，并成立了和乐镇大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身为一个示范项目。
在大山村的百香果种植示范基地，记者看到，藤蔓上挂满了成熟的百香果，农民正在忙碌地采摘。唐会锋几乎每天都会在微信朋友圈上推广这些百香果，“收益还行”。
为了进一步转型，唐会锋计划率领村民到其它市县学习百香果等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要想改变村民的思想，难。”他认为，只有当村民亲自见证百香果种植造成的实际经济创收时，他们才会更加主动投放到这场转型中来。
面对黄化病灾害，万宁多地都在引导农民转型种植百香果、荔枝等农作物，但要形成与原来槟榔十分的规模效应，还需假以时日。
当地一名种植户向记者表示，家里现在种植的妃子笑品种其实不挣钱，因为和其它品种相比，口感和色泽都相对较差。“去年只挣了两三千，但今年更差，收成刚好够支付地租。”他进一步解释，今年妃子笑在刚上市时还能卖到70元/斤的高价，但不久后价格便持续下跌，目前已经不到7元/斤。另外，他提到，与海南陵水等地相比，万宁在气候和土壤条件上并没有种植荔枝的明显优势。
同样，百香果与槟榔树相比，对天气的敏感度更高，更容易受到天气条件的影响。而海南台风、多雨、低温和干旱等极端天气情况可能对其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在今年5月底6月初，海南遭遇多雨天气，这使得唐会锋“心中惴惴有忧（不安），唯恐果实受影响”。
谈及村里试探种植百香果，大山村一位村民苦笑道：“不好搞。”
当前，万宁也在推动发展林下经济。全文只有一处提到槟榔的2024年万宁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万宁“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8000亩，带动种植户人均增收约1万元人民币，有效弥补槟榔黄化病给农民造成的损失”。
不过，受访的农户们说，“这也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