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上午，已在上海奉贤沿海二次登陆的今年第14号台风“普拉桑”造成强降雨，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崇明东滩保护区”）内的骨顶鸡却十分淡定，还不时扇动翅膀，踩水飞行，大秀看家功夫“凌波微步”。
“再过30多天，气温下降得更明显，以雁鸭类为主的大量越冬候鸟将逐渐抵达这里，运气不错的话，还能观测到小天鹅、白头鹤等珍稀鸟类。”崇明东滩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对这座“超级机场”里定居的居民及往来的旅客如数家珍。
今年7月26日，这座“超级机场”升级为上海首个世界遗产。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包含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等5处提名地在内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贰期）顺畅通过评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回忆起近两个月前的这一幕，钮栋梁难掩兴奋与激动，但他坦言，成为世界遗产，造成了更多关注和支持，也发生了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崇明东滩保护区肩负了更重的责任和使命，还有许多事情将要去做。
玉不琢不成器
有人说，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获得青睐，是“老天爷赏饭吃”。
这句话不错，“天赋异禀”是很关键的因素。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横跨东北亚和澳洲，由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经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至大洋洲，纵贯22个国家，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
当大多数候鸟无法连续完成如此长距离的迁徙，需要中转站歇脚时，这个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的中间节点恰好进入视野。
一座合格的候鸟“机场”除了方便落脚，更要让鸟儿吃饱吃好。崇明东滩是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处于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生态敏感区，长江口与东海、黄海形成的T字形结合部的核心部位。长江下泄巨量泥沙，使崇明东滩湿地不断淤涨，形成全球罕见的快速演替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这里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是鸟儿理想的“餐厅”。
然而，玉不琢不成器，没有一代代守护者的努力与奉献，再好的“家底”也有衰败的那一天。
长江水的含泥沙量较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互花米草作为“固沙利器”被引入，但短短几年就“翻脸”，其迅速扩张“占领”了本土植物海三棱藨草和芦苇等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部分鸟类的栖息，又因其根部茂密，造成底栖动物无法生存，造成部分鸟类的食物来源大量流失。
小天鹅就是受影响的典型代表，此前，在崇明东滩越冬的小天鹅种群数量有3000—3500只，是国内小天鹅最大的越冬种群之一，到了20十年，保护区记录到的小天鹅不足10只，个别年份甚至难得一见。
2013年，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这是全球生态保护、湿地修复领域投入最大、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我们修筑生态围堤、开挖随塘河、修建涵闸，用刈割加淹水的复合方式控制了互花米草的生长和扩张。”崇明东滩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顶级工程师吴巍介绍，生态修复项目总计清除互花米草25367亩，灭除率超过95%。
就在几个月前，《互花米草综合防治技术指南》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发布，目前正在全国11个沿海省份推广应用。
互花米草退去后，本地“土著”物种的恢复也离不开人的助力。2014年，崇明东滩保护区联合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研究出了不同场景下的种群生态修复技术，使海三棱藨草的生长面积达到治理前的五六倍之多。
“海三棱藨草丰茂的地区只能算作‘大通铺’，各种鸟类为了适应自然界环境，演化出不一样的生态类群和生理特征，我们要为它们缔造更有针对性的‘精装修房’。”吴巍表示，部分雁鸭类与白头鹤等水鸟喜爱海三棱藨草越冬时节富含淀粉的球茎，分布有水塘、潮沟及少量岛屿的浅滩则是鸻鹬类的栖息区。
对此，崇明东滩保护区对各功能区域的水系、水位、植被配置和地形等进行了适宜性的改造和修复，累计修复了56个生境单元，形成了20个相对独立且具备可调控功能的生境单元，让鸟儿们各取所需，对号入住。
生态环境的改善，让类似“叩，叩”的哨声多了起来。记录显示，2016年，在崇明东滩保护区越冬的小天鹅增至62只，停留了近5个月。尔后，每年越冬的小天鹅持续增多，2022年冬季超过了2900只，数量追上了上世纪80年代的高峰期。
走到市民身边
有一个数字：1%，成为崇明东滩保护区发展的缩影。
这个数字也是《国际重要湿地公约》评价一块湿地是否重要的标准——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种群1%的个体，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2012年，崇明东滩记录到的“1%”有7种。11年后，增至12种：白头鹤、黑嘴鸥、黑脸琵鹭、罗纹鸭、斑嘴鸭、大杓鹬、黑尾塍鹬、普通燕鸥、翘鼻麻鸭、小天鹅、花脸鸭和红颈滨鹬。
“这是反映崇明东滩在全球候鸟保护领域重要地位和生态价值的一项关键指标，但有时候也挡住了我们‘远望’的视野。”钮栋梁表示，保护区一直重视水鸟，放在非水鸟类上的精力不足。
据研究统计，崇明东滩保护区累计记录到鸟类300余种，以鸻鹬类、雁鸭类、鹭类、鸥类、鹤类5类鸟类类群为代表性物种，包含22种全球受胁物种、19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今年又进行了一次系统调查，监测到鸟类300多种，有几种存疑的还在鉴定，最终成果将在最近发布。”钮栋梁表示，从历史数据来看，崇明东滩保护区里的水鸟和非水鸟类的种类数比较接近，这次调查新增的鸟类记录几乎都是林鸟。
崇明东滩应当是所有鸟类栖息的乐园，“天公地道”将让更多“不列入指标”的鸟类受到关注。震旦鸦雀就是代表，在上海，它们主要在崇明、南汇等地的滩涂湿地芦苇荡中筑巢、觅食，但由于滩涂大规模开垦利用和芦苇收割等原因，震旦鸦雀处境艰难。
“提名地的区域划分是否合理，科普教育功能是否丰富，与周围的互动是否充分，这些都是国际评审专家实地考察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的关键。”钮栋梁介绍，崇明东滩保护区近年的关键工作正是让更多市民走进崇明东滩的同时，让崇明东滩走到市民身边。
坐落在崇明区中兴镇富圩村的村民自然中心就承担了“走出去”的功能，大量以社区为主的自然科普教育活动已在那里举行，成为一个距离市民更近的“东滩”。
近年，为增加申遗的胜算，崇明东滩保护区还多方奔走，改建或增设了一批自然科普教育场馆，增强保护区与公众的互动。“如果大伙都不晓得、不了解，何谈兴趣和热情？”钮栋梁表示，在国际上，很多保护区与世界遗产失之交臂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互动”不够。
目前，崇明东滩保护区内以申遗为主题的“生命之源”馆，以自然教育为主的“生命驿站”馆、“生命映像”馆、归去来栖自然中心等场馆均已建成并对外开放预约参观。其中，“生命映像”馆收集展示了近250种鸟类标本，近80种鱼类标本，近30种底栖动物标本。
“保护区，保护鸟类始终是最优先考虑的，因此崇明东滩保护区面向公众开放的规模还相当有限，一般日均接待不高于200名市民游客。随着申遗成功，我们正努力让更多人能亲近保护区。”钮栋梁透露，崇明东滩保护区有将生态体验区内的巡护步道改造提升为自然教育小径的打算，正在研究具体的可行性。
钮栋梁表示，虽然获批的遗产地范围仅仅在崇明东滩保护区内，但鸟类保护只依靠单一区域的支撑还远远不够，崇明三岛，包含整个长江口，对于迁徙候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希望自然遗产地的作用和影响力能够更好地辐射到周围区域。
